新加坡經濟結構改變的歷程 — 永不淪為過氣工業國

從樟宜機場往市區，是一條西行的環島高速公路，上了公路，就進入這個花園國家的東端。二十三年前，來到此地的人只見到兩旁自然的熱帶叢林；二十三年後，全世界的人都意識到隱藏在叢林背後人為創造出來的國力。
　二十三年來，靠著李光耀總理的睿智、政府官員的廉潔與效率，加上人民的共識，使新加坡衝過開發中國家之域，進入新興工業國家之林。
　這個面積只有大台北市那麼大（六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小國，一九八○年平均國民所得是美金四千三百五十元，在亞洲僅次於日本；一九七九年，它悄悄地超越了日本橫濱，成為僅次於荷蘭鹿特丹的世界第二大海港；它擁有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每天約有一百萬桶從中東來的原油經此地提煉，轉往日本、澳洲和其他地區。
　由於地理位置的適中，新加坡已成為亞洲金融中心和電訊中心，從美國大通銀行，到蘇聯國營的拿羅尼（Narobny）銀行，都在此地設立分行；只有二百四十萬居民的新加坡，每日的電話量遠超過擁有六億八千九萬人口的印度。

不斷的經濟成長

　當全世界都面臨經濟衰退時，這個沒有任何自然資源，連食米都要進口的小國卻能在去年創下九•九％的經濟成長率，凌駕於美國、日本之上，成為非產油國家的榜首。
　李光耀並不以眼前的經濟成果為滿意，他時時不忘提醒人民：除非新加坡能在新科技方面力爭上游，培養大批受過高等教育和高度訓練的工人，否則新加坡勢必走下坡，淪為過氣的新興工業國家。
　他給國家訂下的目標是，到一九九○年時，新加坡能夠達到目前日本的水準。未來的新加坡一定要擺脫勞力密集工業，進入技術密集工業；在製造業方面走上高科技的路，在服務業方面走上電腦化的路。
　今年初，新加坡貿易及工業部長陳慶炎曾公開提到八○年代該國的目標是：吸引更高技術的工業來新加坡，以便早日擺脫低薪和低生產力的陷阱。
　正如「亞洲四條龍」的其他三條龍一樣，新加坡正面臨世界先進國家保護主義的抵制，以及開發中國家廉價勞力、低成本的壓力，迫使它不得不擺脫「陷阱」，邁上「第二次產業革命」的路。
　和其他三條龍比較，新加坡更有勞力短缺和不能再享有外國優惠關稅的兩道柵欄。一位前新加坡大學經濟系教授說：「要靠外來的勞力是使我們工業升級的原因之一。」
　
外來勞力不可靠

　這個困擾有其歷史背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原是一體的，自從它獨立以後，人力仍一如往昔，要仰仗馬來西亞，也就是所謂的「傳統地區」勞力。近年來，馬來西亞發展本身的工業，也需要大批勞工，因此新加坡只好轉向「非傳統地區」的印度、斯里蘭卡的勞力市場。
　當大量印度人和斯里蘭卡人進入新加坡後，帶來了強烈的文化色彩，也製造了不少社會、教育及宗教問題。
　新加坡政府早已警覺到這一點，開始改變對外來勞力的政策，停止再發工作證，並希望自明年初起，使這些陸續期滿的「非傳統地區」的勞工全部離境。
　這也是為什麼今年初，李光耀在新年對全國人民講話中說到：「我們必須進一步機械化、自動化、電腦化和改善管理方法，以減少人力的需求。」
　另外，新加坡經濟的快速發展，已使得國民所得超出發展中國家的範疇，目前它已領先大部分的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和東歐國家，直追西班牙。衝破了發展中國家的領域，也同樣喪失了產品享有關稅的優惠。
　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再生產靠勞力的便宜商品，就無法和韓國、台灣競爭，」一位新加坡總商會的會員說。
　事實上，早在三年前，新加坡政府已開始發動改變他們經濟結構的「第二次產業革命了」。
　配合這個工業升級的第一個步驟是大幅提高工資。陳慶炎部長解釋：「通過大幅度調整工資，迫使僱主走上自動化與更經濟地使用勞力資源的路。」
　這是一九七九年，政府採納了由勞、資和政府三方合組的「全國工資理事會」的建議後實施的。第一年，全國各行業大幅度地加薪約二○％（過去約為七％左右），第二年和第三年相繼增加了一四％和一八％。
　這個策略唯一可能碰到的障礙是假設利率太高，使投資設備成本增加，而如果勞力成本仍比自動化或電腦化更便宜時，則一般企業還是寧可擇勞力而捨機器。
為了彌補這個漏洞，政府的對策是同時加速設備折舊優待，並用提供貸款購買機器設備來協助小型工業。
　貸款由經濟發展局負責，借款給小型工廠，機器按七折貸放，為期八年，可緩付兩年，利息低於一般商業銀行。
　
大量訓練技術人才
　
　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步驟是發展人力與教育。這主要在提供大量的技術人員，包括重新規劃大學相關科系和在技術與工業訓練計劃下培養人才。
　為了配合國家「經濟掛帥、工業發展第一」的方向，南洋大學已併入新加坡大學，原址已成南洋工學院。
　另外，新加坡政府更藉助外國機構來訓練本國技術人才，例如相繼成立的新法技術學院和新德技術學院，就是借重法國和德國科技訓練的例子。在電腦方面，與日本合作，成立電腦系統科學學院。
　在教育上，新加坡是絕對的務實，大學招收的科系與學生人數不是由教育部決定，而由勞工部決定。因為「我們希望大學畢業生都能找到工作，」一位政府官員說。
　要使教育配合「第二次產業革命」，大學已開始跨出學園，走入社會。目前，新加坡規格與工業研究所、電訊局已和國立新加坡大學合作，接受學術機構提供的技術與研究協助。
　要大量訓練高技術人才，主要是配合一旦設備提高，工人的素質絕不可低落，因為機器是靠人操作的。學校教育的配合培養了部分人才，更多數的人才提升要靠各機構對現有工人的再教育與再訓練。
　技術發展基金（Skills Development Fund）就是在這個原則下成立的。
　從一九七九年七月起，新加坡所有的僱主必須代月薪七五○元以下的員工繳薪水二％做基金；從一九八○年七月一日起，又增加為薪水的四％。
　這個基金主要提供給公司做在職訓練、技能訓練，也可做為購買機器設備的利息補貼。舉凡公司辦座談會、開課，甚至派員出國學習考察，都可向基金會申請補助，僱主可領回最高至七○％的訓練費用。
　經濟發展局的官員指出，基金會的主要目的在增進新加坡工人的技術，提高生產力，以迎接八○年代的挑戰。
　到一九八○年度，申請的訓練補助費用達一千四百七十萬坡幣（約兩億八千萬台幣），訓練了近一萬名員工。去年受訓員工已增為三萬二千名。
　新加坡一位建築業負責人認為這個基金會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他說，這是大家共同的經費，使得彼此更接近，資助別的行業發展，對全國經濟帶來有利環境，自己也能沾光。
　新加坡經濟重整的另一個途徑是加強「研究與發展」，經濟發展局意識到要走向高科技工業，研究與發展是必備要件，因此除撥款五千萬坡幣外，更全力在稅務上提出優待獎勵。

減稅再減稅

　最重要的五項辦法是：研究與發展費用可獲雙重抵減稅；所有作研究與發展的機器和廠房可享有三年加速折舊；除了建築成本外，用在這方面的費用可獲一半的投資抵減稅；而用在研究與發展用的建築可以比照工業建築，最初有二五％，以後每年三％的抵減稅；另外在五年，內可以註銷一筆生產執照費。
　正如以往的經濟策略，新加坡在進行重整經濟結構革命中，要製造一切有利的環境，來吸引外國的人才、技術和資本，協助新加坡工業快速升級。
　在這條路上，政府比較擔心的是工人工作意願低落。前任工業與貿易部長吳作棟在接受倫敦金融時報訪問時就提到：「工人工作態度是一個真正的危機。」他擔心新加坡工人收入提高後，就不肯吃苦去做輪班的工作。
　新加坡政府在解決問題的效率，以及發起運動的貫徹上，一向被公認為第一流。針對改善工作態度、維繫僱主與員工和諧關係，李光耀又登高而呼，在過去發起了「學日本運動」，目前又在推行「新儒家運動」，他要新加坡人發揮東方人努力吃苦而忠誠的美德。
　經過三年的努力與蛻變，要「擺脫低薪、低生產力的陷阱」的目標已然顯現出成果。

生產力提高很多

　根據經濟發展局今年初提出的經濟報告，去年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增加了九•七％，生產力已全面提高五•六％。這個成績是全世界之冠，美國與日本的生產力提高率均低於三％。其中製造業、服務業和運輸通訊業名列前矛。
　在製造業上，去年的生產力提高了一一•五％，是過去的兩倍。經濟發展局認為「這表示自動化和有效率機器，以及工人技術提高已發揮了功效」。
　新加坡人常說：「新加坡沒有任何資源，有的就是人力。」因此發展服務業一向是該國全力以赴的目標。這三年來，由於使用電腦和自動化事務機器，使得新加坡的服務業（包括金融和商業服務）生產力在去年提高了一○•七％。
　另外，在運輸和通訊業上，新加坡增加了更現代化和更有效率的電訊、航空與機場服務，使這一行業的生產力較前一年提升了九•二％。
　儘管新加坡的年貿易總額達五百億美金，然而由於樣樣用品要靠進口，使得新加坡的貿易始終呈現逆差，但是這個國家的收支卻未出現赤字，而這兩年始終保持超過十億美元的盈餘。這主要是靠了新加坡服務業的成長與收入，另外就是外人投資帶來大量資本。
　根據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發表的數字，最近五、六年內，外資已佔新加坡總投資額的五二％，主要是來自美國、日本和歐洲。

經濟活動多元化

　經過這三年的策略，外資並未減少，一九八○年，國外投資為七十五億二千萬坡幣，一九八一年增加到八十六億五千萬元，提高一五％。以最大的投資者美國為例，一九七九年在新加坡的投資就較前一年增加十億元，主要的投資工業是石油的電子。其他國家在精密工業和電腦業的投資亦顯示外人對新加坡的信心十足。新加坡也因此被列為次於美國、日本和瑞士的世界第四個優良投資地區。
　對於新加坡而言，八○年代是個關鍵時刻，它要透過一切的策略與努力促使新加坡成為高技術工業國家，正如陳慶炎部長替新加坡繪出的藍圖：「八○年代經濟活動要多元化，優先發展的工業是精密工業、機器工業、醫藥設備、光學工業、電腦和航空零件；另一個支柱就是服務業，包括金融、電腦、醫藥和諮詢服務。」
　經過「第二次產業革命」後，這些優先工業的總值已達到全工業總值的七七％。這顯示新加坡工業已邁上他們所期望的路。
　儘管也有人認為新加坡工業升級成功與否很難斷定，大多數的新加坡人卻對新加坡的經濟充滿了信心，一位在建築界服務的年輕博士說：「新加坡靠了政府的構想，有一群不敷衍的官員，以及民間的共識和危機意識，定能成功。」
　這正應了李光耀在八○年代初，獻給全體新加坡人的話：「這是一個不公平的世界，有些國家有豐富的油藏，有些盛產黃金鑽石，我們只有六百平方公里的貧瘠土地。……我們要生存，就要靠我們的幹勁、高水準的訓練和教育，以及正確的工作態度。」
　隱藏在熱帶園林背後的強大國力，就是靠這樣人為的遠見、努力和奮鬥深植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