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榮教授 — 七分權威三分爭論

討論投資意願為何低落的座談會上，經建會的一位副處長提到，他同意去年下半年，應當採取低利率政策，以刺激投資意願的論調。
　話剛說完。主席王作榮的嘴角浮上一絲微笑。他半開玩笑地接腔道：「這樣的啊﹖那我跟蔣先生『吵架』的時候，你跑到那裡去了﹖」
　立即，會場傳出一陣爆笑。在座近二十人幾乎都知道，這位台大經濟系教授所說的，是他去年與中華經濟研究院蔣碩傑院長之間的筆戰。當時，王作榮反對蔣碩傑調高利率的主張。
　笑聲快要結束時，一位在座者輕聲與隔鄰同伴耳語：「他可真風趣！」
　今年六十三歲的王作榮教授非僅是「風趣」；他也不光只會「吵架」。在朋友與家人眼中，他「善良、聰明、有思想、愛國心切，而且還好學上進」。
　她的妹妹王蘭說，自小開始，這位長兄就很勤奮唸書、恭順長上，「他最得父母歡心，」她回憶說。
　王作榮上有一位姐姐，下有弟、妹各一，如今在臺灣的，只有么妹王蘭一人。
　儘管少數不喜歡王作榮的人，說他是「好與人爭、自以為是」。但王作榮靠著剖析問題時的獨到見解，及下筆千言的流暢文采，獲得權威評論家的地位。
　一位「王作榮迷」清晰地記得，去年內閣改組之際，一片叫好聲中，接受記者訪問的學者專家，幾乎「一面倒」，只顧延頸盼望新人新政，大有過往一團糟之意。王作榮卻提醒大眾，兩位前任財經首長表現平凡，與個人才學大致無關，主要是政府財經政策不連貫、缺乏一致性所造成。他認為，新任財經首長能否有功，政策仍佔決定因素。
　「這就是他匠心獨運，不人云亦云的實例，」支持王作榮的這位人士指出。
　王作榮在台灣大學所教的「經濟學原理」，一直是選修和旁聽學生最多的熱門課之一。據說，台大校園裡盛傳，王作榮的「經濟學」，與「東南亞」的電影一樣，是不可錯過的絕妙好戲。
　出身富裕農家的王作榮，曾經跟隨「台灣經濟發展的領港人」尹仲容工作十年，被認為對協助台灣經濟政策的擬訂卓然有功。他在民國五十三年，發表長篇論文「台灣經濟發展之路」，引起總統蔣公重視，曾在國家安全會議上，公開讚揚王作榮的觀點正確，值得重視。當時做救國團主任的現任總統蔣經國，也在看了這篇文章之後，邀約王作榮晤談。
　這位在字裡行間陳述救國圖強之道，將愛國之心躍然紙上的經濟學家，後來又用行動，證明他與國家分也分不開的熱誠。那是民國五十八年，王作榮辭去許多人嚮往的聯合國高薪職位返國。他向親朋好友，包括他的太太–大法官范馨香解釋道：「我要致力使國家現代化。」
　王作榮自己的第一個「現代化」，遠在五十年前。那年他十二歲，跟著家人從湖北漢川縣鄉下，遷居到漢口城裡之後，走出私塾上「洋學堂」。他在國民小學唸書一年半，讀通算術等現代課程後，考進漢口市立第一中學唸初中；後來升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學讀高中。三年後，王作榮開始他在沙坪壩中央大學的四年半大學生活。
　在中央大學，王作榮原先唸政治，大二時轉唸經濟。有些人不明究竟，猜測他當時就立志要做經濟學家。其實，依照王作榮的說法，原因十分簡單。他合得來的大學玩伴兒，大都在經濟系。由於與他們不同系，課程不一致，「要玩的時候，總是很難湊出共同的時間。」於是，「為了方便遊玩起見」，王作榮就乾脆轉了系。

唸經濟的麻煩

　「想起現在因讀經濟而惹出許多麻煩，倒頗有點悔不當初了，」這是王作榮偕太太范馨香共同發表的一篇文章「最堪回首是沙坪」裡的一小段感慨。
　這裡所說的麻煩，很可能是指王作榮在某些經濟問題上，與旁人意見相左，而發生激烈辯論。
　像他在民國五十年前後，就因提倡發展重工業，而與主張推動民主輕工業的蔣碩傑等人起爭執。有人認為，王作榮的看法經常引起討論，他是一位很引人爭議的經濟學家。
　批評的人，指責王作榮的論點動聽，文義豪氣萬千，但卻「缺乏理論根據」。王作榮寫作或口頭發表意見時，也確實很少引用經濟理論或專門術語。他表示，理論只能做為解決問題的參考，不能一味抄襲，全盤照用。
　王作榮曾說過，他佩服的經濟學家，「是能針對當時的環境與需要提出政策，然後形成一套理論，對國家作偉大的貢獻，從不為傳統或外國學說所囿。」
　「在亞當•史密斯的自由貿易思想攻襲歐洲時，」王作榮舉例指出，「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不為所動，他針對德國經濟發展的階段與實際需要，毅然提出保護主義，恰與自由貿易學說對抗，使德國工業在保護之下成為世界一等工業國家。」
　這位經濟學家強調，了解經濟理論的目的，在於鑑往知來，藉著追循歷史的軌跡，發展出一套適合本國使用的政策、制度及理論。他說他曾熟讀經濟理論，但卻堅持不為理論所用。
　王作榮加強苦讀現代經濟理論，是他大學畢業後，在中央設計局資金組做助理研究員的事。
　那時，辦公室裡的同事，大多來自當時著稱全國的南開經濟研究所。
　「他們都較年長、地位高，書也唸得很好，」王作榮說，這段經歷，對他一生的影響極大，受用無窮。在中央設計局，他得到同事的襄助，精心鑽研「南開」的新舊書籍，將重要的經濟理論融會貫通，而能形成自己的理念。
　「南開」常有第一手的國外新資料。民國三十年代，當西方盛行的凱恩斯思想，剛在國內萌芽，才受少數人注目時，王作榮就已了解這位英國經濟學家所提倡，擴大政府支出、強調「需求」為主的新穎經濟理論。
　王作榮承認，大學時代，他不是埋首用功啃教科書、考高分的好學生。由於興趣廣泛，他習慣於在本科以外，廣事涉獵文史、軍事等方面的書籍。尤其是中外歷史，對他甚有幫助。
　歷史事件，他說，可以做為未來事務的參考。這位疾聲呼籲在國內建立完整文官制度的教授，說他此一構想，來自清代史。在清朝，翰林院拔擢人才成功，進而使平民參與政事、社會不平之心消除，全國上下因此安定無事。
　他大學時代與法律系同學范馨香的自由戀愛，也很有名。中視公司董事長楚崧秋是王作榮在政治系的同學。他回憶說，王作榮與范馨香大二時代起，儷影雙雙地同出同入，「曾經羨煞不少中大的青年男女。」
　王作榮本著「讀愛讀的書，做想做的事」這一原則，過完所謂「名士派」的大學生活。到今天，他仍然鼓勵自己的學生不要拘泥於教科書上的知識，當擴大見聞，拓展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

國學造詣高

　一位上他課的女學生說，王老師經常勸告同學多多看書，他最強調「開卷有益」。王作榮的朋友及長官也知道，他筆下氣魄豪放的行雲流水之力，多半來自國學造詣的深厚。
　王作榮最喜歡的古書是「孟子」。他說，孟子講話多舉實例，讀的人常能一目了然，清楚易解。王作榮本人的作品，也有此一特色。
　讀書之外，行萬里路，也很重要。王作榮在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前往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攻讀經濟學。一年半後，他帶著經濟碩士學位返回上海，滿腔抱負尚待施展，卻眼見河山變色，只好與家人、妻兒撤遷來台。
　在台灣，王作榮教書之餘，準備做經濟研究。他在省立行政專科學校–就是今日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前身–授課外的時間，計劃與好友邢慕環等人籌組一經濟研究機構。就在他們謀求支持者的過程中，王作榮認識了尹仲容。
　這個經濟研究機構最後仍然沒有組成，但王作榮卻因而踏入政府的經濟研究工作。
　他在民國四十二年，接受經濟安定委員會的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尹仲容之請，進入工委會工作，擔任專門委員，從事經濟問題的研究。同時，也轉入台大兼課。

尹仲容與王作榮

　從那時開始，一位與王作榮共事十多年的朋友指出，王作榮的某些經濟觀念與構想，曾透過尹仲容的力量實際執行。這位朋友說，王作榮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有許多鮮為人知，卻不可磨滅的貢獻。
　經濟部政務次長王昭明，曾任尹仲容的秘書。他說，從民國四十二年到五十二年初尹仲容病逝，這十年期間，尹仲容公開發表的文章、講演及重要文件，「十之七、八出自王作榮之手。」另外的十之二、三，多半是會議或尹仲容的簡要演講記錄，由王昭明負責追記。
　王作榮過去的一位部屬記得，他經常為了協助王作榮搜集資料，完成尹先生交付探討某一問題的任務，而忙碌不停。這位部屬說，王作榮把自己的經濟理念及發展經濟的構想，透過文章的撰寫，轉達給尹仲容。像有名的加速經濟發展方案，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最初都由王作榮負責起草。政府早年實施的經濟發展計劃，他也曾參與制訂。
　有人認為，尹仲容之器重王作榮，有如伯樂之賞識千里馬；而王作榮之忠於尹仲容，更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操。在這段為尹仲容服務的時間裡，王作榮不計名利，默默工作。他從未用真名發表文章，以避免與主管爭搶風采；他不出席會議，不參加討論，他站在幕後，享受被識者欣賞的喜悅。

相宜且相益

　一位政府官員評論說，尹仲容與王作榮搭配，不但相宜，而且相益。他指出，尹仲容學電機，王作榮的幕僚作業，恰好策助尹仲容經濟理論之不足，也幫他縮短學習經濟學的過程。王作榮在撰寫文件、報告的經驗中，日積月累地磨鍊出筆下的功夫，對他日後撰寫專欄或社論也很有助益。
　王作榮從未掩飾他對尹仲容的欽仰。他對這段工作經驗，有無限追念。他說，為了配合尹先生沒有學過經濟學，但急待了解經濟問題的背景，他儘量把各種研究報告，寫得通俗易懂，言簡意賅。「一篇文章，長官都看不懂，那還得了！」王作榮就在這種戰戰兢兢的心情下，養成他今日為人稱道之深入淺出的寫作手法。
　懷疑的人認為，王作榮不過是尹仲容思想的記錄人而已，不值得強調他對尹先生的影響力。了解尹仲容一位人士透露，尹仲容工作繁重，性子又急，他不費時向部屬詳加交待任務。
　「通常，他都是簡單交待主題就算結束，」這位人士說，能不能就問題中心深入分析，提出中肯獨到的建議，才是尹仲容評價部屬的方式。「王作榮就是靠紮實、有份量的研究報告，得到尹仲容的信任。」
　然而，尹仲容從不當面誇讚部屬。王作榮就說他從沒聽尹仲容讚美他一句，「但也沒有責罵，」他說。
　不過，據說，尹仲容曾有一次向他的司機表示，王作榮是他手下當中，「做事最多，用錢最少」的人之一。
　這十年裡，不但是王作榮工作表現的顛峰期，他在自修學習方面，也有斬獲。

台灣經濟發展之路

　民國四十六年，王作榮得到美國政府提供的公費獎金到美國范得堡大學攻讀一年多，獲得經濟發展學碩士。後來他又在民國五十年，接受世界銀行半年的訓練。
　這兩次出國，王作榮都專心搜集各國經濟發展資料，一意尋找使台灣進步的捷徑。他說，與國籍不同的外國同學相處，他發現，外國人對台灣長久生存與共黨鬥爭的信心，不像本國同胞那般強烈。這種情形，激發他愛國情更切，也醞釀他撰寫「台灣經濟發展之路」，呼籲國人自立自強。
　「台灣經濟發展之路」發表於民國五十三年六月。他以私人名義出版的這本小冊子問世之後，雖然曾被評為「出風頭，逞英雄」，但是一般反應良好，再加上總統蔣公的欣賞，倒成了炙手可熱的一本書籍。
　據說，總統蔣公不僅在民國五十六年六月十四日舉行的國家安全會議首次會議上，稱揚王作榮的見解，而且還要求部屬，廣為搜羅王作榮的其他作品，送交他閱讀。
　這種賞識，王作榮也有耳聞。他在曼谷聯合國工作期間，就曾奉召回國，面見蔣公一次。
　王作榮接受聯合國聘請，在總部設於曼谷的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的工業研究組擔任組長，是民國五十六年。這份工作的月薪美金一千五百元，相當於那時國內一個中上級公務員主管半年以上的薪水總額。因此，被認為是一份令人眼紅的職務。
　但兩年之後，王作榮卻決定棄高薪而回國。王作榮的好友楚崧秋說，王作榮的回國，證明他強烈的愛國熱忱。范大法官記得，當她希望丈夫再三考慮，莫言輕易放棄高薪職位時，王作榮向她吐露心聲。
　他說，聯合國的工作雖然令人欽羨，但卻沒有效忠目標。

回國賺一千四百萬元

　王作榮安慰妻子與家人說，他本人雖然一年損失了年薪一萬八千元美金，將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的收入，但若能在國內協助經濟發展，使當時一千四百萬民眾的國民所得平均每人每年增加一元，「那豈不是一年就賺了一千四百萬元﹖」
　王作榮回到國內，有人批評，他的目的是想居高官，爭取政治權力。當他從曼谷回來，恢復經合會留職停薪的顧問職務時，行政院秘書長蔣彥士，建議他到日本考察。
　王作榮深為興奮。他提議召集二十位所學不同的專家前往日本長時間居留，「目的是希望深入了解日本人的可學之處。」
　可惜，這一「招兵買馬」之計，被認為有「自組派系」、「抓權」之嫌。當流言紛傳之際，他的日本之旅終於成行。和他一塊兒啟程的，只有學農業的李登輝一人。
　儘管他的日本考察與初願相違，他的日本之行仍然寫出了一份有份量的報告。王作榮於五十九年八月發展的「日本這個太陽是如何升起來的」，指出日本的成功因素，比美國的「日本第一」作者傅高義教授，要早上十年看出日本的優點。
　王作榮雖然曉得該學習那些日本人的長處，但卻不再有機會，像過去透過尹仲容那樣，將自己的觀念與想法付諸實現。他從日本回來沒多久，就以資遣名義，離開經合會。

離開經合會

　由於他自請辭職時，正逢政府發表提升孫震、郭婉容出任經設會副主任委員。有人揣度，王作榮大約是「氣不過」學生爬上頭來，才憤而「拂袖離去」。
　一位與王作榮相知甚深的老朋友說，王作榮雖然自信心十足，能力甚強，但他心胸寬大，最有容人，尤其是提攜後進之心，「絕不會因為學生輩的青出於藍而生妒意。」
　「像他擔任經合會三處處長時，帶領一批年輕的新秀做經濟研究，曾經十分耐煩地指點部屬改進錯誤。」
　那時，有人封稱王作榮為「童子軍隊長」。他手下的「童子軍」，像孫震、劉泰英、林鐘雄、葉萬安等人，如今，在財經圈都很受人注目。

沒有權力慾

　這位友人推測，王作榮可能是認為當時的工作環境，無法充份發揮自己滿腹在心的救國藍圖，於是就自請求去，安心做個報社的社論主筆及大學教授。
　王作榮本人也解釋，他無意位居要津。他透露回國的心願，是希望政府委派他一個經合會委員職務，每年撥付經費五百萬元，員額二十名，他就能「放手搜集國內外資料，協助政府將一套套現代化制度建立起來，國家也因而可以快速現代化。」
　而今，這個未能實現的願望，已然成為他此生最大的遺憾。尤其是當他看到今日政府、民間，或是報章雜誌上一致呼籲要做的新政與新措施，大都是他過去被視為書生之見，孤掌獨鳴的課題時，就有無限心痛。他說，這些做法，要是早做十年就好了。這位經濟學家認為，一國要求現代化，至少需要五年奠立完整典章制度的時間，「然後在十年之後，一切才能發揮成效。」

塞翁失馬

　王作榮的離開政府機構，在朋友眼裡，卻認為是塞翁失馬，「未嘗不算福事。」
　中視楚崧秋董事長就表示，王作榮以一介在野之身，教書之外，為中國時報及工商時報等撰寫社論，時時不忘提醒政府修正政策，也算盡了知識份子的責任。
　另外一位朋友也說，王作榮個性內向，不擅交際，不懂政治手腕，他不做作、直爽耿介，有什麼說什麼的做人態度，未必適合官場上的形形色色。「因此，做評論家及教授恰好發揮他的才能。」
　王梅君，王作榮唯一的女兒曾笑說，父親是「好爸爸」、「好老師」，但卻不是「好的公務員」。這位王家的老么，上面有兩位哥哥，目前都在美國做事。她說，在家中三兄妹的眼裡，他們的父親「嚴肅」、但不「嚴厲」。
　與王教授接觸的人也有這種感覺。這位知名度高，甚受社會敬重的經濟學家，態度閒適、對人謙和。一位跑經濟的記者，甚至用「有求必應」形容王作榮。他說：「向王教授請教問題，不必擔心吃閉門羹。」

照顧年輕人

　特別照拂愛護年輕人及學生後進，是王家夫婦的特色。范馨香大法官就說，她的先生常說，年輕人最須要協助，「我們不幫他們，誰來幫呢﹖」
　批評王作榮的人，指他不做學術研究。也有人說王作榮好講話、愛出風頭，所以才受人注目。
　一位為他辯護的人反駁說，講話多的人，並不見得引起社會的注意。他說，見解獨到、有內容，才是王作榮評論事物時，使人印象深刻的原因。
　至於學術研究，王作榮認為是學院派經濟學家的範疇。他自認是著重經濟政策的經濟學家，研究經濟的目的是希望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有所貢獻。
　王作榮也曾被傳言指為，專與政府官員唱反調。還有人說，他與居高位的某些官員相處不睦，言談中對政府施政的批評，就比較嚴苛。
　經建會的一位官員澄清這些看法說，王作榮愛國心切，他身為學者，眼看什麼事情該做，就希望政府十步為一，立即將事情推動實行。「但是，政府官員有自己的立場」，這位官員指出，「他們考慮的因素多，做起事來就不似王教授那般十萬火急。」
　「事實上，他與政府決策者的最終目的一致，都滿心期望建設一個進步的國家。」
　王作榮曾表示：「中國知識份子，自古以天下為己任。他們在朝時運用政治權力；在野時運用知識權力，來促使國家的富強、民主、現代化。」他自己顯然已被認定，是很能善用這份知識權力的讀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