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米價補貼談廢除田賦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個人所得分配調查報告」，五十三年至五十九年，非農家平均每人所得增加七一•二四％，農家所得只增加三五•三六％，非農家所得之成長較農家快速，所得差距逐年擴大，五十九年農家每人平均所得為非農家的五六％。五十九年以後成長略有起色，但以六十八年為例，農家平均每人所得亦僅為非農家的六四％。農家所得遠遠落在非農家後面，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六十年代初期，政府鑑於此一問題的嚴重性，乃積極研訂提高農民所得，減輕農民稅負的農業政策，隨即於民國六十四年度設置糧食平準基金，按稻穀生產成本外加百分之二十的合理利潤，做為稻穀收購價格，並採取隨賦征購、保證收購價格及輔導農會收購餘糧等措施，以提高農民生產收益；同時停徵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等三個年度的第二期田賦，以減輕農民租稅負擔。此等施政措施，目的在遏止農家與非農家所得兩者之間日漸擴大的差距，用意非常明顯。

收購稻穀發生巨額虧損

　自政府將稻米收購價格提高到市場價格之上後，對農民所得的增加，固然有所裨益，惟由此所引發的生產過剩與糧倉爆滿，以及為抒解倉容壓力所做的米穀外銷，卻給政府帶來財政上的重大負擔。僅就目前急待外銷的十五萬噸糙米及十五萬噸白米為例，若以今年一期稻穀收購價格十七元六角計算，加上稻穀碾成白米的損耗及外銷費用，一噸白米外銷成本約為新臺幣二六、八○○○，折合美金七○五元，而目前國際行情白米每噸約美金四○○元，即每噸白米外銷損失約美金三○○元，糙米外銷損失亦約略此數。是則三十萬噸稻米外銷損失高達新臺幣三十四億元之譜，此項提高米價來貼補農民所得的策略，誠然得不償失。且如身入泥淖之中，有愈陷愈深之勢。試觀因此項策略所引起的虧損，從六十五年度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開端，到六十九年度已高達四十五億五千八百萬元，即是一項明證。

田賦為落後型稅制

　米價補貼政策既然解決不了農民所得偏低的問題，趙岡先生主張成立農業公司（請參閱天下雜誌創刊號），採用企業化與現代化的生產力式來共同合作經營農場，自不失為一條可以嘗試的途徑。惟此一策略牽涉問題甚廣，似應屬較遠期的努力方向。就以目前現實環境下，為達成加強照顧農民生活的政策目標，則減輕農民租稅負擔的優先性，應遠高於米價補貼。
　田賦，這項有悠久歷史的稅制，至今仍是農民的主要租稅負擔。依照現行土地稅法的規定，土地在作農業用地便用期間應征收田賦，田賦應以實物繳納，並以土地的農作物收益高低，做為衡量征收實物多寡的標準。因此，現行田賦的征收方法是先畫分地目，再接各地目土地單位面積全年收益高低畫分等則，並按各種地目等則土地單位面積全年收益厘訂稅率，從而訂定每種地目等則單位面積土地每甲賦額。賦額則以元為單位，此即現時以計征實物所通稱的賦元。然後再依據每種地目等則的土地面積，乘各該地目等則單位面積厘訂的賦元，即可求得每筆土地全年應納賦額。賦額求出後，再依據田賦征收實物標準，計征實物。例如：一等則田每公頃全年應征賦額為五○•五二元，依照現行規定一般土地年賦額每元征收稻穀十三公斤，若有一公畝一等則田，其應納田賦為六五六•七六公斤稻穀。
　臺灣地區地目等則的銓定，係沿用民國三十三年日據時期調查所制定的標準。光復以來，政府雖有多次重測與修訂，但因臺灣地區交通水利及各項建設蓬勃發達，經濟環境已有顯著變遷，原有地目等則與目前實際情況，已多所不符。很多土地早已具有高級等則條件，仍以低級等則課稅；亦有甚多土地，其收益已降低，卻仍照高級等則課稅；甚至都市近郊農業用地，亦有變更使用，或改為建築用地，或改為工廠用地，地價已經高漲，仍繳納較輕的田賦，又因其不種植稻穀，尚可折征代金。由此可見，採用地目等則做為課征準據的田賦，顯然已不切實際，不合時宜。

鼓勵農民改種高價作物

　況且，近年來農地分割、合併、重畫及地目變更，甚為頻繁，加上稅額的零星與納稅人的眾多，使得每年田賦造單高達三百萬件以上，迫使稽征機關必須投入巨額的人力與物力，六十九年度田賦實征數僅新臺幣九億餘元，佔全國賦稅收入總額的千分之三，但其稽征成本，依據臺北巿與高雄市的調查統計，均高達其稅課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此項對財政貢獻微不足道，稽征成本過分偏高，課稅標準有失公平，並需以稻穀或小麥之實繳物納的落後型稅制，在目前糧倉爆滿，無法容納過剩稻穀之際，廢除田賦，正是時候。
　廢除田賦以減輕農民負擔，降低並逐漸取消米價補貼，代之以鼓勵並指導農民從事高價值作物。如此，農民身受其惠，又可自力更生提高所得，國庫負擔亦因而減輕，誠為照顧農民生活的坦蕩可行之路。（黃春生任教於政治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