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致使中國經濟重挫，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年減6.8％，終結了28年來的高速成長之路。中國共產黨急著想擺脫這波低潮，快速解封並積極支持國企。然而，只靠政府努力並不足以振興中國經濟。
以集體主義國家而言，中國十分仰賴民營企業。隨著中國經濟的重心從外銷製造業轉向內需服務業，民營企業的重要性應該與日俱增，但現在受到疫情衝擊，加上習近平控制力道更強、內向發展的管理風格，使得民間企業承受了前所未見的韌性考驗。
中國在1980年代承認了第一間民營企業。獲得那張營業執照的是19歲的章華妹，她在溫州販售鈕釦與玩具。從那之後，中國就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經濟園方案」（economic gardening）。經濟園方案的概念是要讓草根企業家成為經濟成長的驅動力，1980年代在美國廣為流傳。除了特定由政府管制的產業之外，其他產業都可以不受阻礙地自由發展。就像顧問公司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院長華強森（Jonathan Woetzel）形容的，中國的花園比較像是英國庭園，刻意放任植物自由生長，而不像法式庭園那樣精心修剪。
這套手法成功在過去40年讓創業家精神在中國扎根。2017年以前，每年都有近600萬家企業登記成立，換算下來每天超過15,000家。民營企業貢獻了國內生產毛額（GDP）的5分之3、城市就業的5分之4。投資有7成來自私人資金。
中國網路新創是經典實例。2015到2018年間，預估有1.3兆美元的創投資金流入網路新創。
自2001年起，有超過13萬間網路新創成立。許多公司無法順利長大，中國小型企業的平均壽命不到4年，只有美國的一半。但一份北京人民大學所做的研究發現，每5位畢業生中仍有4位想創業。
這種對創業的熱誠可能來自於對人人都能做大事的信仰。馬雲、馬化騰的創業故事，激勵了數百萬人。這兩位身價總額高達880億美元的企業家激起了他人的崇拜心，而非嫉妒心。
中國新創有很大比例成功晉升「獨角獸」，進一步加深創業氛圍。中國的未上市企業中，有206家估值超過10億美元，獨角獸數量位居世界第一。北京就有82家，舊金山只有55家。
獨角獸企業集中在杭州、深圳和北京，但創辦人來自全國各地。
快手、TikTok的前身Musical.ly、微信這三個知名手機應用程式的創辦人都來自湖南省。福建省龍巖市這個不起眼的城市培育出了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和美團點評創辦人王興。成功的創辦人通常會回頭栽培同鄉創業家。張一鳴與王興都曾參加「龍巖籍網際網路新銳高峰論壇」；出身福建、靠進行網域名稱交易的蔡文勝也投資了數十間同鄉新創。
企業家細心照料創業花園，地方政府也積極施肥。浙江省很早就選擇擁抱小企業，官營銀行的貸款方案成功扶植多位早期的新創明星，包括：娃哈哈集團創辦人宗慶後、復興國際創辦人郭廣昌、網易創辦人丁磊。
近年成立的杭州夢想小鎮不斷提供資金與免費辦公空間給明日之星。廈門市則提供3,000家軟體園區內的新創租金與研發補貼，企業也能取得優惠貸款，創業前兩年免繳企業稅，爾後三年也可享受較低的企業稅率。
但現在，中國蓬勃的民營企業生態系面臨三大挑戰。
第一，中國新創與小企業因為封鎖措施而受到重創，今年3月份營收年減近60％。新創第一季的成交數量季減近4成，早期募資金額更大砍70％。
北京政府要求銀行出手相助，讓規模較小的公司可以將貸款的付款截止日期延後到6月底。4月23日，中關村更聯合30家創投啟動300億人民幣的投資倡議挺新創。小米、阿里巴巴等多家大企業也紛紛為小企業推出支援方案。
但並非所有人都願意配合政府。國營放款機構就拒絕多家小企業增貸，而偏好借錢給笨拙的國企。北京持續打擊多數民營企業仰賴的非正式融資管道，讓情況雪上加霜。
政府加強管控力道，正是民營企業遇到的第二個挑戰。
中國共產黨此刻對民營企業的敵視程度，可說是鄧小平1980年代設立經濟特區以來的最高點。習近平偏好由政府領導國家發展，可能是因為他將企業家團體視為與政府搶主導權的對手。
中國企業面臨的第三大挑戰是可能會被隔絕於世界之外。
這並不完全是中國的問題，美國因為貿易戰，出手限制輸出部分技術給中國買家，但習近平試圖從西方國家手上搶奪更大的主導權，將使得中國企業更難以取得國內沒有的工具與零組件，也越來越難吸引到海外合作夥伴。疫情爆發初期，中國選擇把相關報導壓下來，使外國人更加不滿。
但中國企業並沒有被擊垮，小型上市公司股價在疫情影響下，受挫程度只有歐美小型股的一半，而且中國小型股的表現和大型股相去不遠，可見中國民間部門依舊強壯。疫情過去之後，創投家必定會立刻再注資。
雖然習近平不像前人一樣，那麼懂得養護花園，但也不太可能直接剷平中國的企業花圃。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他們必須仰賴健壯的民營企業，才有辦法兌現經濟成長的承諾。中國應該提供企業家更多能量，而習近平很幸運，現在還有許多人樂於提供協助。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