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國力的根本。然而，以我擔任台科大校長這些年的經驗，發現一個很弔詭的現象，那就是台灣政府各部會除了教育部以外，沒有人真正關心教育。這也就罷了，更多時候反而處處設限。
再這樣下去，比起鄰近國家，可預期台灣的發展絕對會每況愈下。（延伸閱讀：前台大代理校長郭大維：不投資一流大學，怎麼會有一流國家？）
在教育部之外，其他部會對學校應該盡力給予支持與協助，但我們在教育現場看到的卻是，除了科技部，其他部會幾乎不會為學校著想，讓學校感到被壓迫。以我所處的大學這個層級為例，狀況又特別嚴重。
期待能透過與教育圈外的民眾對話，談談這幾年各部會對於大學的荒謬限制，一起思考我們的出路。
勞基法障礙
首先，關於勞動部與衛福部對大學的限制，大家應該有耳聞「TA納保」議題。
今年開始，勞動部規定所有大學的TA（教學助理）全部視為勞工，必須納保。原本TA與老師的師生關係，馬上變成勞資關係。兼任TA每月大約領4000至8000元，但納保後，國立大學就必須依法雇用3%的身心障礙員工。
我們台科大原來約有600位兼任TA，其3%就是18位，但全校身障研究生總數只有5名，其中願意擔任TA的研究生更少。因此，我們要不是花錢去聘雇外面的人擔任TA，就是要繳交罰款。這是近兩年許多國立大學校長的頭號煩惱，但始終無法解決。
我們走投無路，只好將原來600位TA縮減至不到200位，但明年一定要想辦法增到400位。這當然嚴重影響教學品質，也讓原本許多能做TA的研究生沒辦法賺取生活費，真是兩敗俱傷。
公共工程法規障礙
其次是公共工程法規對國立大學的限制。
十幾年前，台科大透過都市計劃變更，於竹北爭取到約20公頃的校地。折騰許久，至今僅完成一棟校舍建築。在過程中，縣政府因為等不及，乾脆在前年將土地的一半，租給私立的中國醫藥大學蓋醫院。這座醫院已於去年底完工並開始營運。
或許有讀者會好奇，同樣都是大學，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
答案是台灣的法規對國立大學限制過多，蓋建築物需要經過非常耗時的程序。以一億至十億的興建案為例，其可行性分析，就要經過校內三個委員會審查，復經教育部二至四次書面審查，核定後才能開始設計作業，這就要先花一年以上的時間。
基本設計完成後，再送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平均要二至三次，最後要再通過地方政府都審及建造申請，加上招標等過程，還要再花一年以上的時間。
一年一年又一年，一所國立大學要蓋一棟大樓，快的話要先耗上二至三年後才能動工，屆時環境與需求可能都改變了。對比中國、新加坡，台灣頂尖大學的建設速度這麼慢，怎麼在國際競賽中與人拚搏？
另一個與校舍建築相關的例子，是歷史建築的議題，相關部會可能是文化部或地方政府文化局。
現在在台灣，指定歷史建築的標準相對寬鬆，一旦受到指定，開發就受影響。台科大的校地上就有七、八戶房舍被指定為歷史建築，不僅原規劃的學生活動場域須調整，空間使用率大打折扣，另一塊土地並無任何歷史建築，但因全區的文資身分，無法進行改建。
台大鹿鳴堂案也是一樣的情況，這棟52年的建築被指定為歷史建築，導致旁邊已經蓋好的「卓越聯合大樓」必須重新進行環評，學校必須花費很多額外的時間和成本來處理。
產學合作障礙
財政部近期關於大學產學合作的課稅解釋，也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今年一月起，大學無論是技轉、智財運用、創新育成都要課稅，尤其是廢止了大學與民間產學合作免稅的函釋，更衍生出是否追溯補稅的問題。令我們大學經營者不解的是，政府總說要鼓勵大學產學合作、商品化，現在又新增高額的稅款。（延伸閱讀：政府想拚產業轉型？必須先改產學合作！）
如今因為免稅合作研發的誘因消失，大學校長們很擔心業界許多計劃不願意和大學繼續合作。
上述這些問題，我們幾位大學校長曾找過政府高層和立委、監委，卻都無法解決，讓我們對高教議題不受政府重視，有很深刻的感觸。
大學的成敗對國家前途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台灣的大學裡有一群博士級的教授們在默默地耕耘和守護，但大學在我們國家社會眼中到底是什麼？要求身障員工比例的時候，它是公務機關，要課稅的時候，它又變成營業單位，定位標準莫衷一是。
在我眼裡，大學是透過傳遞知識、創造知識與運用知識之方式，培育社會所需人才，協助企業創新研發，並推動國家社會進步的特殊機構，它值得有一部比現在的「大學法」更沉謀研慮、彈性靈活的法規來規範。教育行政首長也應該有更大的權力，協助大學擺脫各部會不合理的束縛。
如此一來，台灣高教才能發揮所長，為我們的下一代供應走向世界的能量。（責任編輯：洪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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