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校長賀陳弘：該不該管制大學數量與分類？想想醫療機構吧！

以一位學生每年約10萬元的標準來計算，一所私立大學若有3000位學生，一年是3億的收入，若有5000位學生，就是5億，以此類推。

其他政府補助、產學合作等收入，一般都遠少於學雜費收入。

但一所大學要能合理運作，考量教師薪資要能與國際競爭、生師比例、場館的建設與學校基本運作能夠維持等，一所學校每年應該要有10億以上收入，才能達到合理的教育水準。

這樣推算回去，在台灣學雜費的管制標準下，一所大學大概要有8000至1萬名學生，每年招收2000至2500名學生，如果把每年上大學的人數除以這個數字，會發現我們只需要50至70所大學就足夠了。

另外在全球化時代，也該將國際競爭納入考量。一個國家是否該存在打「國際盃」的大學？（延伸閱讀：衝世界大學排名，是毒還是藥？）

應該有幾所？是否每一所大學都必須打國際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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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一時無法回答台灣高教應該有多少支國家隊，不妨來參考其他國家，規劃我們想要的位置。

頂尖大學僅需4到6所

財政狀況良好的香港、新加坡，平均每200萬人有一所世界著稱的大學。

被視為高教最強盛的美國，平均約400萬人有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學。

日本與韓國，平均6~800萬人有一所知名大學。歐洲各國大致跨越在美國與日、韓之間。

台灣假如將目標設在400至600萬人一所，全台就是4至6所大學打國際盃。

也許有人會質疑，為什麼台灣一定要去打國際盃？將大學分類是必要的嗎？（延伸閱讀：世界大學排名 亞洲榜首換人）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論證，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否有共識，將決定台灣的高教未來。

反對者的論點通常站在「受教育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教育不應有分類與差等」的角度，特別是傳統文化賦予教育機構「有教無類」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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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人認為台灣是小國，難以競逐諾貝爾獎那樣的遊戲，不如發展比較平均的公民教育。

若要從基本人權的觀點來看，應該沒有比生命權更優先的了，我們不妨參考國內的醫療領域。

台灣的醫療機構分為診所、地區醫院、區域醫院和醫學中心，各個層級的收費不同，醫療服務也有些差距。

政府為什麼不讓所有醫院收費都一樣呢？為什麼政府讓不同醫療機構負責不同的任務呢？

原因是我們既需要日常的疾病照護，也需要醫學中心的研發、創新能力，才能開發出面對急重症的解方。

如果醫學中心以處理民眾日常疾患為主，會影響提升醫療水準的能力，相對地，一般的小病並不需要去醫學中心才能得到適當的診療。

因此醫療機構的數量規模是被規劃管理的，例如衛福部規劃每1萬人應當提供35或是50張病床的資源。

以上這些對於醫療機構的數量與分類的安排，並不剝奪國民生命權和對基本人權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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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上綱的基本人權觀點，並不能對民眾的醫療帶來更佳的福祉。大學的數量與類型安排，也不能僅以簡化的教育平等權來考量。

負責打國際盃的大學並非盲目追求少數獎項的殊榮，而是如同醫學中心帶動急重症的醫療突破，帶動國內各產業全面向上，發展關鍵的國際競爭能力，這不只是教育的規劃，也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議題。

另外一件國家的大事是國防，也可以參考。每個國家的軍隊都有數量以及分類的規劃。

例如陸海空軍各若干，不同任務的步兵、空降、飛彈、工兵、後勤等各若干，配置不同的裝備、經費與養成過程，這樣才能組成有效保衛國家人民的國防系統。

合理的大學退場機制

目前大學數量超過合理範圍太多，當務之急是協助部份大學順利退場、轉型，讓大學的數量與各自的規模回到合理的情況。（延伸閱讀：少子化衝擊，轉型得永生？大學註冊率屢創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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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各大學該扮演什麼角色，如何分類發展就是重要的課題，亟須社會有更深刻的認知以取得共識，高教才能真正向前行。

大學若無法有不同任務，就像所有醫療院所都是同一種型態，也像將幾十萬名士兵不分陸海空軍，裝備與訓練都採用同一標準，這場仗注定是打輸的。（責任編輯：邱千蕙）

（本文作者為清大校長賀陳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