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說，公視新戲《我們與惡的距離》劇名取得好，帶著明確的指涉與隱約的誘惑，編劇呂蒔媛把「無差別殺人」議題一下子帶到觀眾眼前，曾經震撼台灣社會的新聞事件讓她疑惑：正義該是什麼？憤怒何處安放？悲傷彷彿無解？有沒有可能不再讓下一個悲劇發生？
「我覺得這個劇名有點批判性過高，其實一直想要讓它再溫暖一點，但我想不出來更好的了，」拿過兩次金鐘戲劇節目編劇獎的呂蒔媛，上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是去年入圍金馬獎最佳影片的《誰先愛上他的》。（延伸閱讀：去年金馬獎國片代表 《誰先愛上他的》憑什麼殺出陸片重圍？）
她的劇本總是能讓人又哭又笑，以喜劇手法包裝悲劇，帶著觀眾觸碰真實的社會議題。2010年的電視劇《牽紙鶴的手》以中輟生為題，2015年的《出境事務所》談論死亡，與她合作《誰先愛上他的》導演徐譽庭形容她是「社工編劇」，但呂蒔媛喜歡說自己是「社教派」，堅信媒體內容應該要對社會負責任。
被害者與加害者的距離
已經十五年沒有在台灣接演電視劇的演員賈靜雯，也是被呂蒔媛的片名和劇本吸引，劇中人物的生命力，讓她決定挑戰失去兒子的電視新聞台主管角色。預告片中，一場賈靜雯和兒子去看電影、卻遇上隨機殺人事件的戲，她完全演出了一個母親找不到兒子的慌張恐懼，以及後來根本不敢進入兒子房間的心碎逃避。
「我這個受害者的角色，情緒上有幾場戲讓我很痛苦，」放不下喪子之痛、但最後仍然願意和加害者家屬碰面的一場戲，是賈靜雯最印象深刻的演出。
演員們在聽過專門研究「修復式司法」的教授講解自己剛處理過的真實案件之後，所有人都進入了狀態，「每一個壓抑當中產生的情緒，那場戲對我來講，是滿不容易的，也是很過癮的一場戲，」賈靜雯說，劇本最打動她的，是在劇中每一個角色上，都能同時看到善與惡的存在。
內心嚴肅但擅於搞笑的編劇遇上實力派演員，再加上製作精良的團隊與呼應社會氛圍的主題，讓《我們與惡的距離》成為近來最火熱的影視話題。
恐懼，讓我非做不可
「其實我覺得非做不可的作品，往往都是來自於『恐懼』，」呂蒔媛回想自己創作的動機，擔任偶像劇《聖稜的星光》製作人是因為有懼高症；編《出境事務所》劇本是因為怕死；寫《我們與惡的距離》是擔心身邊會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看到新聞的當下，心情很難不受影響，是一種非常煩燥的狀態。你想瞭解什麼但又瞭解不到，但最後事情也沒有被處理、或是以為就那麼解決了。發生了那樣的社會事件，如果沒有真正面對創傷，還是會有一種難受在裡面，也沒有辦法預防。」全民的抑鬱與不安，她想透過戲劇找答案。
對呂蒔媛而言，當媽媽之後，讓她更想理解這個世界，「年輕的時候會往前衝、想要維持正義，但年紀大了，會往後退，想要再思考。」這也讓她的劇本勇敢面對人生的不堪，但卻又能用大量的愛與溫暖來給予安慰。
十五年後，賈靜雯重新回歸台灣連續劇
已有三個女兒的賈靜雯，也很看重透過演出角色傳遞出的精神，「演完這部戲，我真的覺得沒有人是絕對的好人或絕對的壞人，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人生經歷不同，我不會再用絕對的方式去評判任何人或任何事件。」主演一個張力十足的角色，賈靜雯用「同理心」讓自己融入角色，不煽情不灑狗血，但卻緊緊抓住了觀眾的目光。（延伸閱讀：賈靜雯的人生體悟：光懂愛人不夠，還要懂得如何被愛）
《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新聞媒體是另個推進劇情的關鍵，賈靜雯和與她演對手戲的溫昇豪，都是新聞工作者。「因為在做劇本研究時，我訪問的所有相關人物，包括醫生、精神病患者家屬、律師等，幾乎大概所有的人都會對媒體非常有意見，也就是說，他們其實被媒體傷害了很多。所以我才決定把兩位主角都放在媒體，」呂蒔媛說，她想透過這樣的方式，呈現出社會上每個人，都有可能是加害人、也可能是被害人。經常會點開網路新聞下方留言的呂蒔媛，常常覺得自己活在平行時空，她知道同溫層很厚，但不去理解「另一群人」，世界就不會改變。
這齣戲想問的問題很多，卻也無法帶給觀眾全部的答案，但呂蒔媛努力讓這個摸索答案的過程，有一些療傷的作用。不管是被害者、加害者或其他角色，「每一個角色其實都有在療傷，我覺得一定還是有一個希望在的，有希望，這個世界才會轉動，」賈靜雯說。
「起碼有愛啦！在那個情境，你要有愛，才有力量往前跨一步。」呂蒔媛補充。
「我覺得你之後可以再寫一個《我們與善的距離》？」賈靜雯側頭看著呂蒔媛。
「我們與鈔票的距離？我們與男朋友的距離？」呂蒔媛立刻回說要賈靜雯出錢拍。
採訪最後，呂蒔媛還提醒記者有一個題目沒問到，「我與惡近不近？很近！我天天造口業。」這個心懷慈悲但又機敏風趣的媽媽編劇，總是不會讓人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