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學校長周景揚：為什麼天才創業家，大多是大學中輟生？

過去常見的論述，把大學分成研究型與教學型，這還是以教師的觀點來分類；若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所有大學都應該是「學習型」大學，是讓學子們好好做學問的場域，當然必須把學生擺在所有校務決策的第一位。

美國史丹佛大學近期提出的「史丹佛2025計劃」，我們教育部去年推動的「高教深耕計劃」，都呼應這樣的趨勢而有所轉向。（延伸閱讀：對學習提出大膽想像的「史丹佛2025」）

其中，最重要的目標即是教與學的變革。

回頭看過往的歷史，天才創業家或企業家，大都是大學的中輟生。近期對大學畢業生的調查，也常常顯示學用落差以及學非所用的情形，這些都給了大學非常大的警訊：如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法不能與時俱進，學制彈性不能滿足興趣以及社會情勢，則學費再低，也喚不回年輕人進大學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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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教育的目標是讓學生能適應快速變化的社會。我們需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的教學，才能激發學生的熱情以及養成解決問題的能力，畢竟大學是要培養學生各種軟硬能力，而非知識的灌輸。

我們也需要學制的彈性安排，因此大至系所院以及學程的增減調整、小至招生名額的規劃以及學費的調整等等，唯有大學能保有完整的決策空間，才能即時呼應國家發展的需要，以及終身學習的未來社會新型態。

很多人認為，台灣高教缺的是資源，其實資源稀少只是果，最根本的成因還是管理思惟僵化以及治理機制的錯置。（延伸閱讀：管中閔：台大不從根本改變　給再多錢仍會出問題）

因為缺乏彈性靈活以及權責扣合的治理制度，大學難以籌措資源、難以吸引優質師資、難以培養優秀人才、難以做出即時變革，這個錯誤的循環，才是如今高教失去競爭力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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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扭轉台灣高教落後的關鍵，是大學治理的大破大立。

大學治理失能，缺乏彈性

身在教育圈外的人很難想像，如今教育體系正如象牙塔般故步自封。公務體系為了防弊所設計的繁雜規範，全面套用在表現良好的公立大學，其實是綁手綁腳、不符合創新理念。

幾年前，教育部因應部份博士畢業就業不易而施行全面減招政策，其採用的手段竟是齊頭式地刪減名額，而非從源頭去衡量哪個產業需要人才、哪個科系真正應該減招。

譬如中央大學物理系的學術表現一直有目共睹，博士生畢業出路也非常好，博士班卻要跟著配合減招到只剩三個名額。後來透過額外爭取，才好不容易拿到六個。此類缺乏彈性的決策機制，造成大學諸多管理面向上的困境。

另外如招生、員額、組織架構、學費、薪資等等，教育主事機關對所有大學皆有一套鉅細靡遺、標準化的規矩，雖說年年有逐步鬆綁的舉措，但對所有細項都進行家長式管制，將限縮優質大學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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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主管機關能轉化心態，以積極扶持高教為目標，而非積極控管學校經營的各種細節，大學才可能找到各自的優勢，發展鼓勵創新的環境，進而吸引到好老師、好學生。

尤其，在世界高度競爭下，大學的經營已不能躲在象牙塔裡，而是要展現企業經營般的效率，建構能即時回應各種挑戰與變革的行政團隊以及制度，方能劍及履及，躋身國際舞台。（延伸閱讀：衝世界大學排名，是毒還是藥？）

過去導入高教校園，所謂教授治校以及各種選舉制度，間接導致治理的失能以及權責不相扣合，對於高教長遠發展是否合宜，已是昭然若揭，值得好好思考。

現在是大幅修改大學法的好時機

雖然我們常說，教育是百年樹人，但大學的變革絕對不宜牛步化。以目前大學法所規範的機制，各種教學研究的精進，將因為治理架構的不適當趨於緩慢，喪失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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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台灣高教的最重要一件事，應是大學治理的大破大立。當前正是大學法進行大幅度修改的時機，透過治理制度變革，才可能徹底改造高教體系，讓人才培育及研發能量徹底釋放，也才可能讓台灣藉優質人力資源重返世界舞台，展現競爭力。（責任編輯：洪家寧）

（本文作者為中央大學校長周景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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