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出國留學的時候，母親送我到松山機場。臨別時她說： 「你儘管去，不喜歡美國就回來！不一定要拿什麼博士學位！」
雲門赴歐公演前，她千叮萬囑： 「要好好照應舞者，要讓大家吃飯、睡飽，不要讓大家著了涼……」千言萬語沒有一句提到她自己的兒子。
臨行前夕，母親戴上老花眼鏡，湊著檯燈為我的牛仔褲縫補綻。綴補著，談話是意識流的：小姪子的新牙，父親的感冒，花圃前夜開了一朵曇花……忽然嘆口氣：「你跟爸爸一樣，運動神經不發達，也沒音樂細胞，怎麼會去跳舞？ 」燈火下，母親的問號有無盡的無奈與低迴。
我的「庭訓」裡充滿了父親「震耳欲聾」的期許，卻不記得母親希望我變成什麼樣的人物——除了要我們兄弟做一個「有用的好人」。我成年後的發展事事使她震驚。外人提及時，她又「處變不驚」地告訴人：「他從小就喜歡的。」仿佛早有預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