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進台師：我為何是幫中國、而不是台灣培養人才？

最讓殷建其印象最深刻的是，剛任教時，有次一位資深陸師拿出一疊厚厚的「長官批示」，古道熱腸地和年輕老師們分享教戰守則：常為黨寫報告，被黨委書記的「長官」批示，才是真正的「學術點數」，有源源不絕的研究資源。

在中國，政治如毛細孔般滲透生活的各個層面，對岸學者在這種體制成長，認為為黨服務理所當然，也很驕傲。許多西進的年輕台師，屬於在解嚴後長大的六年級生，對權力關係較為敏感，才是真正的「價值」衝擊。

比起那些被學生挑戰台灣是不是國家，或監視和審查，殷建其更深刻體悟，學術在中國與其說是求真，更多是為黨國服務。

要念書要工作，就要照他們的規則來玩

無法習慣這種文化的人，還有任職某211大學知名政治學院的李亞明（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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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半年開始，李亞明所屬學院的院委書記，把原本每月本來只做行政事務布達的教師大會，改成過去只有黨員才需要學習的馬列主義「黨課」。曾在中國念過博士班的李亞明觀察，過去校園沒這麼政治，他坦言即便自己是統派也難以適應，「什麼立場都沒問題，但你要給我選擇的自由。」

《天下》採訪的台師中發現，資工、商管、文化領域，因學術專業較不政治，再加上有市場需求，這類台師發展較好，適應問題較小。而最難跨的門檻，則是人文社科類，特別是政治、兩岸領域的學者，都涉及最敏感的意識形態，多半需要轉換領域，或學會適應「黨」的學術邏輯。

政治關乎兩岸博弈，在中國要懂得「入境隨俗」，但在台灣本土化脈絡下長大的年輕台師，無論統獨，多數都有明確的台灣主體意識。社會科學的學術訓練，讓相關領域的年輕博士對權力／政治較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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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小雲（化名）記得剛到中國念博士時，考抄寫校規其中一段「我會服從黨的領導」時，她因為認同的是中華民國和國民黨，寧可扣分不寫。但吳小雲回台兩年後找工作非常不順利，現在只能回頭找中國的機會，「我現在應該會寫，這是現實問題，苦頭吃得愈多，就知道要妥協，你要念書要工作，就要照他們的規則來玩，」委屈自己的沒有選擇，說著說著，她滑下一滴淚。

殷建其認為，改「台灣地區」這類對岸專有名詞還不是最難的，而是學術邏輯。台灣的研究計劃或論文通常會以理論缺口作為研究動機，但在中國，寫計劃必須習慣從推崇黨的路線出發，理論和研究目的都是為了證明黨的正確。

學術目的是黨國也讓李亞明難以接受，「作為學者，我的學術立場是用理論和論據去做分析，而不是結論先行，但中國大陸只有一種立場，我會盡量閃躲，但很難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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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現自己作為台籍學者最大的用處就是「為他們的答案背書，也是他們的招牌」。這種所謂思想和言論自由，是隱形壓力，每個人能容忍的光譜不同，社科會比理科、文科更為辛苦。

黨與關係的學術邏輯

台灣學術圈也有「關係學」，但殷建其最不習慣的是，大陸高校的生態，強度更強。

殷建其觀察到，由於中國學者長年低薪，習慣用爭取項目來貼補。很多老師熱衷於找省政府的計劃處科員吃飯打關係，爭取外部資源。學校常會建議他接一些和領域無關的計劃，譬如學校希望他多做台灣研究，但大陸區域發展是他過去專長，容易與大陸同行有競爭關係。同校有位商管專業的台灣老師，就申請做偏社會學的台灣婦女研究。

「在這裡的學術從業員就像在工廠，一直做產品，就算不是你的專業，只要照SOP就可以出來樣板文章，然後再拿到下一個計劃，」想到研究的熱情，是為了「符合現實，而非事實」，殷建其確定中國不是適合他的舞台，把下學期上滿，沒找到工作就直接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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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課堂情形，非本文當事人。（黃明堂攝）

「我為何是幫中國而不是台灣培養人才？」殷建其不只一次自問。原本希望能讓更多中國學生客觀認識台灣，但限制無法突破，他迷失了去中國任教的初衷。而他最大的內心交戰是，「我做這麼多研究，寫這麼多計劃，好像是為了讓中國更了解如何對付台灣。」

台灣學術界的世代相怨

但台灣環境依舊不好。他暫時放下當學者的執著，回台半年進入智庫擔任助理研究員，只是領域和原先不大相關，過去多年的累積在台灣派不上用場。

像殷建其這種想為台灣貢獻的年輕台師，還是面對粥少僧多的結構，想回也回不來。

「台灣高教圈的惡性循環是，我們會用少子化的未來，來想教師數量。但應該要思考如何讓台灣有競爭力？」譬如有些學校合併，每個校區都安排了很多行政部門與人事，殷建其常在想，為何不多聘助理教授，給年輕博士機會？

許多心灰意冷的台師說，說中國大陸靠關係拿項目，但在台灣依舊是知名學者拿到很多研究計劃，再發包下去。年輕博士成了底層的學術勞工，但反而是這些找不到教職的流浪博士，需要靠這些資源茁壯。

找不到教職，更拿不到計劃，必須出走。「台灣學術生態自己要檢討，大陸才會趁虛而入，」年輕台師們從失望轉怨懟。（延伸閱讀：台灣教授逃亡潮　以後誰來教大學生？）

讓中共惠台成為台灣高校改革契機

一位因議題敏感而不願具名的大學校長認為，現在是「貧賤高校世代哀」。台灣當然很需要資深有聲望的學者，現在是因為資源不足才會矛盾。他認為當務之急，是重整台灣高校數量，政府需要勇敢處理私校退場和整併問題。

「很多人焦慮一旦私校退場，教職更少，流浪博士問題更嚴重。但事實是整理好學校類型和數量，讓經濟規模拉高，資源重新盤整，用在人才的經費提高，來維持更好的師生比。」（延伸閱讀：高教又崩又潰？最新指標讓危險大學曝光）

他舉例，美國的綜合型大學譬如普林斯頓大學的師生比大概1：10，加州州立大學大概1：20；現在台灣私校師生比大約1：25～30，公立大學1：20～25。200、300萬人可以有一個具有世界競爭力大學，台灣只需要5～8所頂大就夠了。

他認為目前教育部的深耕計劃，把經費分配讓各校發展特色，但同時也將發展世界盃的頂大集中在台清交成，大方向是符合，但對資源運用和財政思考，需要更靈活、更有想像力。

「人才本來就是流動的，中國對台政策，是廣義國際人才競合的一環，特殊性是相較其他國家，中國對台灣人有『同文同種新大陸』的想像，但也有不民主不自由，客觀上正負面因素都存在，結果還未定論，」這位校長認為。

這場「惠台31項政策」的心理戰，是否能讓台灣高教界的危機轉為改革契機？單單各種加碼遠遠不足，政府需要有宏觀的戰略，真正重新盤整，改革結構，才能讓人才適得其所。

「台灣是我們的家，多數台師內心還是不願意放棄台灣的。人才流動很正常，但台灣應該是一個我們想回來，就回得來的地方，」殷建其說。（責任編輯：黃韵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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