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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書中曾說，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不會再有更好的選擇。
如今看來，這只是過於樂觀的想像。未來沒有變得更美好，世界沒有變得更自由。根據國際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調查，2016年全球自由度（global freedom）是連續第11年呈現下降。在接受調查的195個國家之中，有59個國家（佔30％）僅有部分自由，有49個國家（佔25％）不自由。
長久以來人們的認知是，自由與民主應是相伴而生。然而，當代的政治發展卻顯示，在某些國家，自由與民主已分道揚鑣，只剩下徒具形式的選舉制度，但個人自由卻不復存在，這些政府只是披著民主外衣的獨裁政權。
俄國總統普丁是最明顯的例子，嫻熟地操弄民主選舉的規則，實際上卻是一個獨裁者，嚴格限制政治自由與言論自由，干預司法。今年10月底，《經濟學人》的封面標題為「沙皇再生」（A Tsar is born），在俄國十月革命的100年後，當權的普丁儼然成了二十一世紀的俄國沙皇。
俄國不是唯一特例，「非自由民主」浪潮在全球已經是現在進行式。
空有形式上的民主選舉，卻沒有了個人自由
「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一詞最早出自於時事評論家、美國CNN時事評論節目主持人札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1997年11月刊登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一篇文章〈非自由民主的崛起〉（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韓石表示，非自由民主強調的是集體利益和認同，自由民主強調的是個人自由，並在集體與個人自由取得一定程度的平衡，「自由民主政體很重要的一點是存在反對力量，因此即使是川普仍必須受到反對黨的牽制，無法為所欲為。」在許多國家，顯然缺少了這種制衡的力量，政府力量無限擴大，人民自由受到壓縮與限制。
但是，這些西方媒體眼中的「非自由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他們的專制或獨裁似乎得到了選民的認同。
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an）1998年首度贏得大選、擔任總理，當時的他是一位百分之百的自由主義擁護者。2010年，匈牙利面臨嚴重經濟危機，奧爾班自從2002年下台後相隔8年贏得大選，二度擔任總理。
但他的政治態度卻出現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修改憲法，削弱法院權力、擴大總理職權、掌控媒體。2014年他再度贏得大選、順利連任，並宣布匈牙利將走上「非自由民主」國家的道路。位於東歐的波蘭，也跟隨匈牙利腳步。
曾經擁抱西方自由民主的中歐與東歐國家，在面臨經濟與社會危機之後，卻又轉而背離西方民主。全球化的失衡發展，是最主要的推力。
全球化失衡，助長非自由民主浪潮
2005年，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出版暢銷書《世界是平的》，提出了全球化時代的美好願景。但十多年過去了，全球化究竟造福了哪些人？
全球化的發展，明顯地形成了贏家與輸家兩個壁壘分明的陣營。面對充滿不確定的環境，當個人生存受到威脅，訴諸民粹主義的強人領導便成了人民眼中的救世主。
韓石表示，這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選民，讓政治人物有了操弄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空間，並藉由鼓吹過往的歷史光榮，強化這份認同。
普丁便誓言要恢復俄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另一方面，藉由外交上的強勢發聲，重新建立俄國人的尊嚴與身份認同，以彌補與掩蓋經濟的失敗。
土耳其自去年軍事政變失敗之後，有多達150名記者因為批評政府而被逮捕入獄，是全球最多的。今年4月，土耳其通過修憲公投，從內閣制改為總統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將獨攬大權，成為名副其實的獨裁者。
但艾爾多安仍受到土耳其國內不少選民的歡迎，他在位期間推動的多項改革也確實獲得不少民心，包括醫療改革、改善貧民地區基礎建設等，「他讓人民感覺，土耳其重新恢復鄂圖曼帝國的伊斯蘭光榮，掃除被拒絕加入歐盟的恥辱。」韓石說。
西方的自由民主，同樣被全球化撕裂
這股撕裂社會的全球化力量，西方的自由民主國家一樣無法倖免。
去年6月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便是明顯的例子，全球化受害者普遍支持脫歐，受益於全球化的菁英階級多支持留歐，兩者的得票率分別為51.9％與48.9％。
法國的情形也是如出一徹，「今年總統大選的得票結果，你可以看到兩個兩個分裂的法國，」韓石說，「極右派的勒龐（Marine Le Pen）對於國家治理沒有清楚的藍圖，例如她無法解釋法國脫歐之後該何去何從。但是對於那些已經一無所有的選民來說，他們也沒什麼可以失去的了，投票給勒龐只是想表達他們強烈的不滿。」
許多人曾擔心，法國會是繼英國之後，另一個失守的西歐國家。馬克宏的當選，暫時讓西方世界鬆了一口氣。
不過，馬克宏的崛起，某種程度而言可說是時勢造英雄，「身為政治人物，馬克宏擁有一項最關鍵的資產：運氣。」韓石分析。在總統大選期間，不論是左派或右派政黨候選人在選前紛紛傳出醜聞，而勒龐在電視辯論會的失常表現，更推升了馬克宏的人氣。
另一方面，馬克宏上台之後，西方世界正處於領導真空狀態：英國因為脫歐已經失去影響力，美國因為川普的上任而讓人失望，德國德梅克爾在贏得大選之後，至今仍無法組成聯合政府，馬克宏適時填補了這個空缺。
事實上，勒龐和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有個共通點：他們都想要推翻現有的體制。勒龐希望從外部改變，她主張反移民、反歐盟、反全球化；馬克宏則是希望從內部改變，「用更包容的方式開放法國的經濟，」韓石說，「一方面採取右派的經濟開放態度，但同時納入左派的社福保護政策，讓那些因為全球化而受到衝擊的另一群人，也能被照顧到。」
馬克宏能否如願實現他的改革計畫？「目前看來，他確實處於有利的位置，也有初步的成果，但不代表他的改革一定會成功，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化無法預料。」韓石表示。
確實，在全球化之外，如今全球還面臨了另一個迫切的危機：人工智慧、自動化等因素對於工作市場的破壞，特別是對於年輕世代的衝擊。
「以會計工作為例，未來10～20年，將有80％的會計將會被人工智慧取代。現在大學會計系的學生，他們40歲的時候，他們的工作將消失不見，他們該怎麼辦？」韓石表示，這個不穩定因素，將有可能導致新的危機，「當未來年輕一代的生活不會比上一代好，這些不安會讓人們感到絕望，進而引發負面的政治效應。」
中國威權資本主義 將是另一個威脅
當然，討論全球政治不可能忽略中國的存在。中國的崛起對於全球民主政治，又將形成另一個威脅。
「中國的威脅不在於他是否會成為非自由民主國家，因為中國既不是民主國家，也沒有自由，中國的威脅在於威權資本主義，」韓石分析中國問題時說道。
中國的發展模式，完全違反了過去西方的政治科學理論。中國自成一格地發展出「威權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模式，給予人民某種程度的經濟自由，換取政治上的完全掌控。
「對許多開發中國家來說，中國模式似乎是成功的，」韓石認為，「未來很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仿效，特別是非洲和中東地區的國家，因為中國在這兩個區域的影響力正與日俱增。」
記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面對非自由民主的浪潮，身為記者，能做些什麼？「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恢復人們對媒體的信任。」韓石說。
社群媒體的興起，訊息可以更自由地流通，但也同時製造更多的混亂與困惑，假新聞充斥，媒體不再被信任，所有的一切都不值得相信。最後的結果，只是讓政治人物有機可乘，操弄輿論。
「一個人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事情，他便無法做出決定。他不僅因此被剝奪了行動的能力，同時也被剝奪了思考與判斷的能力。當人民失去思考和判斷能力，政治人物便可以為所欲為。」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1974年接受《紐約時報書評》採訪時說道。
這幾年媒體重視的事實查核（fact-checking），以及揭露全球權貴與富豪如何利用避稅天堂隱藏財富的《天堂報告》（Paradise Paper），都是為了重新建立人們對媒體的信任。雖然媒體記者能做的或許只有這一件事，但卻很有可能成為翻轉局勢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