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因斯的財政乘數效應　再次回歸主流？

此書充滿洞見，但它最重要的貢獻，就是論證在經濟未達充份就業之時，決定投資水準和全國收入的是需求而非供給。凱因斯推斷，投資支出有「乘數效應」；例如，政府增加支出會直接增加經濟的產出，而這些錢會流往承包商、供應商等人，額外的收入會讓它們增加支出，這些支出的受益者也會增加支出。若政府減少支出，負面影響也會有同樣的乘數效應。

凱因斯認為，所謂的「流動性偏好」讓此洞見顯得格外重要。他認為人類喜好握有一定的流動資產、以備不時之需，而在經濟狀況不佳之時，現金等高流動性資產的需求也會上升；如果所有人都想保留現金並減少支出，就會進一步壓抑生產和收入。

在此情況下，降低利率無法有效刺激經濟，利率對政府增加借款的反應也不會太大。因此，政府支出可以大幅提升就業，它帶動的利率升幅亦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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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和美國在二戰時的巨額軍事支出，大大推升了經濟成長，也證實了凱因斯的推論。再加上決策者試圖避免大蕭條再現，使得凱因斯經濟學和財政乘數成為戰後經濟秩序的核心。

其他經濟學家亦緊緊追隨凱因斯的腳步。漢森（Alvin Hansen）和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建立方程式，預測支出增減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政府亦視管控經濟需求為已任。到了1960年代，凱因斯似乎已大獲全勝，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也表示「我們現在全都是凱因斯學派」。

然而，這樣的共識在1970年代開始裂解。傅利曼將景氣循環的變動與貨幣供給的增減連結，亦侵蝕了凱因斯學派的主導性；傅利曼認為，政府不需要花俏的凱因斯乘數，只要穩定貨幣成長就能保持經濟穩定。

盧卡斯（Robert Lucas）帶領的「理性預期」學派，更是強力挑戰凱因斯學派的地位。理性預期學派認為，納稅人知道政府借款總有一天得償還，今日的刺激代表明日的稅賦增加，因此，納稅人會將收入存起來，以支付未來的稅賦。也就是說，政府支出的乘數有可能接近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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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派經濟學家大多聚集於中西區的大學，其中又以芝加哥大學為最。由於地近五大湖，他們被稱作「淡水學派」。淡水學派認為，總經模型應以描述理性個體下決策的方程式為始，1970年代的經濟似乎也支持他們的看法：政府試圖以財政和貨幣刺激帶動經濟，卻發現通膨和利率上升，但失業率仍舊高漲。

這些批評催生了「新凱因斯」經濟學家，他們借用了淡水學派的元素，但也相信衰退出自市場失能，可以靠政府介入解決。由於這些經濟學家大多位於沿岸大學，他們被稱作「鹽水學派」；知名人物包括現任聯準會副主席費希爾（Stanley Fischer）、美國前財長桑默斯（Larry Summers）等。

鹽水學派認為，央行可以、也應該扛下管控經濟的重責大任。然而，1990年代至今的日本，以及全球金融危機後的大多數富有國家，已然證明將利率降至接近零，不足以重振經濟，許多政府亦轉而推出財政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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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次衰退也讓經濟學家有了許多研究的目標。2008年至今，已有許多論文試圖預估財政乘數；多數論文亦認定，在利率接近零之時，財政刺激方案的乘數至少達1，例如，IMF的結論即為，財政精簡的負面乘數通常為1.5或更高。

即使許多決策者仍舊致力於財政鞏固，現在已有相當多經濟學家認為，效力不足的財政刺激是後危機時代的最大錯誤之一。凱因斯的乘數已問世數十年，而其重要性和爭議性仍舊一如過往。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6
經濟學人原文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