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裔的美國神經外科醫師兼作家保羅．卡拉尼提醫師（Dr. Paul Kalanithi）雖然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七歲，卻有非常精彩的人生。
他在史丹佛大學得到英國文學與人類生物學雙主修學士學位，再進修英國文學碩士學位，而後到英國劍橋大學主修「科學與醫學之歷史與哲學」得到哲學碩士學位；再進入耶魯大學醫學院，以優異成績畢業，最後選擇回到史丹佛大學醫院接受長達六年的神經外科住院醫師訓練。
但很不幸地，卡拉尼提在住院醫師最後一年，被發現肺癌而英年早逝。被發現癌末之時，他決定記錄他的生命。他遺留下的文字不多，內容卻有不尋常的深度，讓我有機會傾聽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在生命充滿希望的顛峰，突然發現末期癌症，而後在治療過程乍現曙光時，悟出什麼是他人生最重要、最有意義的事，而選擇勇敢地繼續逐夢，但最後還是功虧一簣。
為什麼他原來主修英國文學，後來卻跑去當神經外科醫生，這裡其實有個有趣的轉折。
卡拉尼提醫師自述，他在學校時，父母對他們功課的要求就像一般來自亞洲的移民，功課考試一定要全班第一。而他在學校最拿手的是英國文學與人類生物學，後來如願進入史丹佛大學雙主修這兩科目。
在求學過程中，他開始思考要過怎樣的生命才會覺得人生活得有意義，而漸漸領悟到，文學不只可以幫忙了解別人的經驗，也能促使人們利用這些豐富的資料，激發道德反思。
他經過深入的文學與哲學的研讀，由此積極追尋生命的意義。同時，他更發覺自己由人類生物學的興趣，接觸到神經科學的研究，才領悟到，人類透過大腦的各種功能，建立人際關係，而由此找到個人的人生意義。
卡拉尼提醫師後來參加神經科學與倫理學的學習營，參訪了一所專門照顧嚴重腦傷的病童收容所。看到諸多腦部受傷以後喪失人際溝通能力的病人，更使他深信，人腦是促使每個人追尋生命意義的樞紐。也由此悟出他在鑽研文學、哲學之後，可以透過神經科學的發展，更瞭解「人類之間的關係」（human relationality），而這很可能正是形成「意義」的磐石。
他描述自己透過文學與哲學，更了解別人的經驗，並由此激發道德反思，追尋生命意義。同時，由於對人類生物學的興趣，了解每個人都是透過大腦的各種功能建立人際關係，而認識自己的人生，最後他決定棄文從醫，以期深入探索生命。
畢業時，雖然同學多以將來就業的生活品質為選擇臨床科系之主要考量，他卻因深受一位神經外科醫師對腦瘤病童的母親真誠解釋病情的態度所感動，而發現神經外科最具道德、情緒、智能、體力的挑戰，並能滿足他對神經科學的喜愛。
發現癌症以後，他的專科醫師始終拒絕回答他「還能再活多久」，但卻一再提醒他，最重要的是思索人生的價值。
他起先非常不滿這位醫生不願回答他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我還能活多久？」但其實他也知道以自己的專長，他大可上網找到答案。後來他漸漸領會這位醫生的用意。而當生命越接近末期，他越能了解這位醫生一開始就用這種態度激勵他，的確別具用心。
當他接受標靶治療而好轉時，他告訴醫師，他發現「以自己的專長幫助病人」是他的人生最高價值，因此選擇回到醫院繼續為病人開刀，直到癌症復發才作罷。
他細膩地描述外科生涯最後一天的所做與所想，字裡行間充滿敬業、關愛的情懷，顯示保羅是一位實至名歸「將病人擺在第一順位」的良醫。
讀羅．卡拉尼提醫師所寫《When Breath Becomes Air》過程中，我多次因為讚嘆作者的文筆、理念、以及所引用的經典，而不時停下沉思；但更讓我愛不忍釋的，是他探討人生意義的過程，以及他與夫人露西（Lucy）充滿愛情的難分難捨的描述。
身為神經內科醫師的我，看到他在病痛中悟出人生的意義，而繼續秉持敬業救人的神經外科醫師奉獻情操，使我熱淚盈眶；尤其想到他才活了我一半的年紀，就得到了生命的精髓。
這本書的英文書名《When Breath Becomes Air》，是來自英國詩人Fulke Greville（1554-1628）的一首詩：
You that seek what life is in death,
Now find it air that once was breath.
New names unknown, old names gone:
Till time end bodies, but souls none.
Reader! Then make time, while you be,
But steps to your eternity.
書名直譯為中文應當是《當呼吸化為空氣》，意即當一個人過世了，他生前的呼吸，如今已化為空氣。作者就用這美麗的書名，以他如詩如畫、如歌如泣的文字帶著我們陪他走完他的人生。
更動人的是，他與也是醫師的夫人共同勇敢面對疾病與死亡的挑戰，並決定孕育他們的新生命的想法。他說：「唯有這樣子，我們才能抱著希望繼續活下去，而不會只是等待死亡。」於是醫生利用保羅在接受癌症治療之前就已儲存的精子，以體外受精的方法，成功地使露西受孕。後來當生命瀕臨末期時，這一天比一天長大的嬰孩果然成為他對「將來」唯一的希望。
他與夫人露西共同討論生命末期的各種選擇，而決定不要插管，要有尊嚴、舒適的死亡。最後在家人（包括不到一歲的小女兒）的圍繞下，有機會向大家道謝告別，而後以靜脈注射藥品緩解呼吸的急促、困難，在家人的祝福聲中過世。
書的最後一章由他的夫人露西執筆，感人至深。她在保羅過世十個月後，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名為〈我的婚姻並沒有因為我成為寡婦而結束〉（My Marriage Didn't End When I Became a Widow）（2016.1.6），更令人讚羨這對夫妻。
由史丹佛大學醫學院的內科名教授兼名作家亞伯拉罕．佛吉斯醫師（Dr. Abraham Verghese）執筆的前言有段追憶本書作者拜訪他的過程。當時卡拉尼提醫師剛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我還剩下多久可以活？〉（How Long Have I got Left?）文章，引起很大的迴響，而使他決定在自己生命到達終點之前寫出一本書。因此來向佛吉斯請益。
佛吉斯記得，當時保羅在他的辦公室談了很多有關生命的議題。但很遺憾，兩人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面，直到一年後才在史丹佛紀念教堂的追悼會見到保羅的家人。佛吉斯的前言中最精彩的是最後一段話：「傾聽保羅。在字裡行間的靜默中，傾聽你要給他的回答。他傳達的信息就在其中。我聽懂了。我希望你也體驗到。別讓我擋在你跟保羅中間。」
衷心期待台灣將會有更多與我一樣深受感動的讀者，更衷心希望台灣會有更多年輕人由這本書得到激勵，而加入醫療行列， 扭轉當前士氣低迷、「四大皆空」的醫界頹勢，以重建醫病雙方的尊重與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