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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加劇與復甦乏力緊密相關，但政界議論相關問題時，往往把它們當作兩個獨立的現象。不平等扼殺、阻礙和抑制經濟成長。我們理應知道有些事情出現可怕的錯誤。但四十年來不平等不斷擴大，而且出現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之後，我們仍然無所作為。
中產階級弱化，撐不起消費內需
有四大原因使不平等扼殺復甦。最直接的原因是中產階級太弱，撐不起向來推動美國經濟成長的消費支出。中產階級家庭最可能把所得花掉而不是存起來，某個意義上是真正的就業創造者。
第二，中產階級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逐漸空洞化，這趨勢只有在一九九○年代曾短暫中斷。他們無法藉由投資自己和下一代的教育，以及藉由創業和改進既有業務來投資在自己的前途上。
第三，中產階級的虛弱正阻礙稅收成長，尤其是因為頂層非常擅長避稅和遊說華府為他們提供租稅減免。華爾街投機所得的稅率遠低於其他類型所得。低稅收意味著政府沒有能力做一些對恢復長期經濟活力至關緊要的投資，例如基礎設施、教育、研究和醫療的關鍵投資。
第四，不平等與景氣波動更頻繁和劇烈有關，這種波動使經濟變得比較動盪和脆弱。雖然不平等並未直接導致危機，但美國上一次出現如此嚴重的所得和財富不平等已經是一九二○年代末的事，結果造成股市崩盤和大蕭條。國際貨幣基金已經指出，經濟不穩定與經濟不公平之間有系統關係，但美國的領袖仍未吸取這個教訓。
我們向來認為任何人只要有才能而且努力工作，都可以成功。嚴重加劇的不平等違背這種理想，因為這意味著生在貧窮家庭的人很可能永遠無法充分發揮潛力。
我們的社會正在浪費它最寶貴的資源：我們的年輕人。吸引世人移民美國的美好生活夢想，正因為所得和財富分配日趨懸殊而遭摧毀。
失業率大增，壓低薪資
即使我們可以忽略經濟考量來修正不平等的問題，不平等對社會結構和政治生活的破壞也足以令我們擔憂。經濟不平等導致政治不平等，而且破壞我們的決策程序。
在所得停滯或萎縮的同時，學費大漲。在美國，向上流動唯一比較有把握的方法是接受高等教育，而負擔高等教育學費的主要方式是貸款。
學貸幾乎不可能豁免，即使宣布破產也不行。如果孩子不幸死亡，共同承擔學貸的家長也未必可以卸下債務。即使以營利為目的、由剝削的金融家擁有的學校以誤導的承諾引誘學生入學，提供品質低劣的教育服務，使學生畢業後未能找到像樣的工作，但學貸仍然必須償還。
我們應該認識到，年輕人如果長時間失業，技能會退化。我們其實可以確保所有年輕人不是在學便是就業，再不然便是正在接受職業培訓，但我們卻容許青年失業率高漲至全國失業率的兩倍。有錢人的孩子可以上大學或研究所而不必背負重債，又或者做無薪的實習工作以便美化履歷，中低階層的孩子卻不能這麼做，其實我們正在播下不平等進一步擴大的種子。
塑造市場力量壓低不公平
人們為不平等提出種種藉口。有人說這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是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科技革命和其他國家崛起等市場力量導致的。還有人聲稱，如果我們試圖減輕不平等，將會損害本已疲軟的經濟成長動力，導致所有人的境況變差，這些都是出於自利考量的無知謬論。
我們的法律架構和執法方式使金融業有較大的濫權空間，使企業高層享有不合理的高薪，使各種集團得以不公平地利用它們的高度集權謀利。
沒錯，市場認為某些技能比較有價值，擁有這些技能的人因此享有較高的收入。沒錯，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導致一些優質製造業工作流失，而且可能就此消失。全球製造業就業人口正在縮減，因為生產力大幅上升，而美國的製造業新工作比例很可能愈來愈小。如果我們成功﹁挽救﹂這些工作，唯一的辦法可能是將比較高薪的工作變成低薪工作，而這絕非長遠之計。
全球化與各國以不平衡的方式追逐全球化，削弱勞工的議價能力，企業可以威脅遷往其他國家，尤其當稅法非常照顧這種外資的時候，這削弱工會的力量。
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如果沒有直接處理不平等的政策，美國將不能快速且有意義地復甦。我們需要一個全面的政策，至少應該包括可觀的教育投資、累進程度較高的稅制，以及對金融投機活動課稅。
好消息是，我們的思考框架已經改變。以前我們會問：為了多一些平等和機會，我們願意犧牲多少經濟成長？現在我們認識到，我們正為嚴重的不平等付出高昂的代價，而減輕不平等和促進經濟成長是密切相關、相輔相成的目標。我們所有人，包括我們的領導人，都應該鼓起勇氣，以長遠的眼光去處理這個困擾我們已久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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