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愛管閒事　種出四大惡果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夏斌，在一場上海的演講中解釋，由於政府主導資源配置，中央政府一有新戰略產業，各級政府就瘋狂追逐，從早期的鋼鐵、煤炭、房地產到後來的綠能，都過度投資，最後導致現在最頭痛的產能過剩問題。

產能過剩的後果，就是產品價格崩跌，中國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已經連續四年負成長，企業根本賺不到錢。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指出，企業自己的錢不夠，資本市場又不成熟，只有向銀行借，才有足夠資金繼續投資，導致企業債務不斷累積。

過度投資、產能過剩、價格崩跌、企業債務升高的結果，就是中國的「累積資本產出率」從一九八○年代平均二．八，增加至○九到一三年的四．二，而且從○八年開始就持續增加至今。「就是中國每生產一元GDP所要投入的資本愈來愈高，債務也愈滾愈多，而且成長目標定愈高，問題就會愈嚴重，」余永定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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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變這種扭曲、愈來愈低效率的成長模式，中國政府認為，必須要改由市場成為分配資源者，將政府角色從「計劃者」，轉變成「監管者」。

「就是通過糾正資源的錯誤配置，改變結構惡化的狀况，」中國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強調。

惡果2：鎔斷護盤釀成股災

三中全會後，中國政府陸續推出一系列市場化改革：匯率利率市場化、發展資本市場、企業首次公開發行從審批改為註冊制、開放民間資本投資金融、鐵路、能源等壟斷性國有企業。

不過，由於沒有前例可循，中國政府與民間都沒經驗，加上累積三十年的觀念、習慣、利益，市場化改革做起來問題重重，不僅中國國內叫苦連天，其他國家也在外頭看得心驚膽跳。

去年七月股災，就是中國政府在行政干預與放任市場決定之間，拿捏不準的一個例子。

中國發展股市本是為了讓企業向政府掌控的銀行借錢之外，可以有更多元、市場主導的籌資管道，減輕企業債務負擔，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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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政府卻操之過急，對外宣稱有牛市基礎，不明就裡的媒體、投資人、企業、甚至部份學者一起起鬨，泡沫就這樣形成了。

當股價在去年四月開始飆漲，融資融券槓桿過高時，中國證監會沒有警惕，還宣稱是「改革牛」。當股價在七月開始崩跌，證監會慌了手腳，以國家隊、停牌等手段，粗暴干預股市。

今年一月又推鎔斷機制護盤，反而導致股民恐慌性拋售，中國證監會前主席肖鋼還因此丟了烏紗帽。

「這跟政府過多干預、按照政府而非市場意志辦事有關，」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政協委員蔣洪，在兩會期間對中國媒體說。

惡果3：調降匯率害市場恐慌

去年八月，中國人民銀行突然在四日內，大幅調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達五％，也引發市場恐慌，遭來全球央行與投資人撻伐，呼籲中國政府要加強與市場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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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得市場化改革還未真正見效，中國就被怪罪為是過去一年全球經濟動盪的罪魁禍首。

惡果4：決策紊亂降低效率

另外，中國決策高層三年來不斷推出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的新政，似乎讓下級執行單位發生了消化不良的現象。

「上級忙著發文件，下級忙著學文件，一個文件還沒學完，第二個文件又來了，」吳敬璉在二月的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中指出，改革正出現空轉現象，「執行部門好像有點慢，有些改革指導意見和方案不銜接，這種現象很明顯。」

再加上習近平大力反腐，使得中國內部不斷傳出，不少地方政府官員怕惹禍上身，乾脆不作為。一份據稱是去年九月底中國財政部與發改委內部會議紀錄透露，財政部下發到地方政府的資金支持，有時會發生沒有實際項目可以開支。

改革遇險阻、經濟下行的壓力又大，因此不斷有外媒認為，中國政府正在延緩市場化改革的腳步，迫使李克強三番兩次出面強調，改革速度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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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中國經濟專家也認為，唯有持續、徹底地推動結構調整與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才能走出惡性循環。在結構調整完成前，中國經濟可能將持續低迷好一陣子。

「結構調整的過程本身就是很痛苦的，」中國財政部專家在會議中直言，在十三五規劃前期，經濟很可能還是下行的。

余永定甚至預測，「如果從二○一二年算起，我認為可能會延續七、八年左右，現在還沒走到一半，中國經濟還沒有見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