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二十一世紀競爭的命脈，澳洲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在網羅世界名師到來後，果然在澳洲科學研究委員會（ARC，相當我們的國科會）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拿到了認知與精神疾病的卓越研究計劃。因為多年的合作關係，我去了它的成果發表會。
我很驚訝地發現，第一場竟是公關組的「outreach」（推廣）報告。原來ARC認為研究經費來自納稅人，人民有權了解成果的意義，所以要求研究者走入社區，幫助父母教育聽障、學障的孩子，或幫助精神分裂症的家人接受患者。
中正大學的林清江校長很早就有這個觀念，他要求每個系所去嘉義的文化中心，把所做的研究講給市民聽。當時很多人反對，覺得一般人又聽不懂，白費力氣，但是林校長很堅持。又因為心理學的研究跟生活很有關係，所以我們系老師上陣的機會最多。
我父親也是認為，研究必須對人類有益，他說：「五十歲以前，你要盡力證明給別人看，你不是扶不起的阿斗，五十歲以後，你要把所學的回饋社會。」所以別人不能去講時，我就去代打，反而使我學會如何深入淺出地把一個議題講清楚。應用，可以校正研究的方向；而研究，使應用更為有效，這是一個雙贏的策略。
很可惜，台灣的官員和學者看不到這一點。我記得剛回台灣不久，閱障家長協會請我去演講，那時沒有網路，家長搜尋不到資料，我對父母那種不知孩子為何會這樣，求助無門的心情非常同情，就答應前去演講。不料，那天我偏頭痛發作，無法下床，只好向一位同領域的教授求助。
他是我一九八四年回台教書時的同事，我以為他定會答應，因為是公益且只有兩小時，想不到他回絕：「我不做非學術性的演講。」家長協會不是大學，所以他不肯去。
我只好拿著塑膠袋一路吐到會場。一站上台，全神貫注地演講，頭就不痛了。那天，我真高興自己所學可以對人有益，深深體會到應用的意義。
至於「計劃透明對研究者更好」，曾有人污衊我一個人拿兩千多萬的研究費。其實我只是召集人，這個大型計劃內有十三個子計劃，每個子計劃的主持人都是原住民教授，計劃宗旨是從文化著手，提升部落科學教育，栽培部落年輕人。
但立委一質詢，計劃立刻被停止，官員以為沒了計劃，就沒責任。若台灣也有outreach規定，計劃真相一目瞭然，別人無法抹黑，想做事的人也不會綁手綁腳、有志難伸。
麥覺理大學計劃的宗旨是基礎研究，但是他們徹底執行outreach後，電子耳的公司馬上來跟他們談產業合作；人們看到研究可以實際幫助自己的親人，小額捐款就大幅成長。基礎研究跟應用本是一體兩面，互為表裡的。
作家肯．羅賓森（Ken Robinson）說，「觀念奴役我們，也能解放我們。」
只要制度支持，台灣就有能力在國際學術界上，大放異彩。（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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