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東遇見我的夢

在台北之音和華視當總經理時期的我，是那種外表光鮮亮麗，十足的「女強人」。

我曾在一個聚會和幾個也是職場的女性朋友，談到，「我的個性其實是很靦腆的，在社交場合很不自在。」

她們的反應是哈哈大笑，「妳靦腆喔！那我還自閉呢！」

當我說我想「離開台北，搬到鄉下去！」時，當時我穿了一身絲質的洋裝，一雙細跟的高跟鞋，一個名牌包包。她們看我的表情，很像我講了一個很幽默的笑話。

向右走，留在台北

向左走，到鄉下去

一九九八年，我寫了《暗夜倖存者》，作為自己邁入四十歲的生日禮物。那本書記錄了我作為女性在工作、愛情、生命，以及走出一段被朋友稱為「苦海女神龍」的自我成長過程。

我曾說，「等我五十歲時，我會再寫一本關於『女人五十』的書，」回想起來，這句話很像「順口溜」。誰知道四十歲以後，我的人生會是什麼樣的旅程？可能恓恓惶惶，無所事事。當然，這幾年來，以台灣在生活價值觀的多元和改變，一本書名為「無所事事」或「恓恓惶惶」，談不要汲汲於求的書，說不定也頗符合市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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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十歲，夸夸而談提到女人五十的時候，我還有一種從二十歲到四十歲多數女性都可能有的自負。對芳華正盛的女性，「五十歲啊！那可是好久好久以後的事，久到都要地老天荒、海枯石爛了。」

報應來了！時間，乘著太空梭，一下子就來到了我面前。雖然不是一覺醒來，但因為忙於工作，好像是霎時之間，我就成了常被媒體稱為「老嫗」的中年婦人。

今年的我，已是五十六歲。

「女人五十」的我，更正確地說，是四十六歲的我，就開始站在一個「向右走，留在台北；向左走，到鄉下去」的交叉路口，正準備為自己中老年的生活做出重大改變。因為改變太大，所以，我在交叉路口徬徨了很多年。

內在的探索有時很像推理小說，充滿懸疑、矛盾。「我想到鄉下，過鄉居生活」，這個詭異的命題。當時連我自己都很難理解。

不想再當職場「女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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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個命題很認真地被提出來的場景，是在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那天是我擔任華視總經理的最後一天。在交接儀式完成後，知道我原來是要一個人搭計程車回家的摯友羅曼菲，特別向學校請了半天假，把車停在大門口接我回去，我們在一家咖啡館坐了一下。

「我不想在商業職場工作了……。」

「嗯！」

「我想離開台北，在宜蘭買塊地。」

「嗯！好！」她點點頭。

這種「嗯！好！」點點頭的回應，就像好友侯文詠為我上本書的序文中寫的：

一個小學生舉起手，對老師說，「我爸爸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人。」

老師點點頭，「嗯！好！」

當有一個人那麼理所當然、理直氣壯就說出的話，你只能判定，他真的相信那句話。

那天，我和曼菲兩人的對白和場景，比較像歐洲電影，不用太多的對白。如果要拍一個主角做了重大決定的結局，導演往往是拉個遠遠的鏡頭，不用看見他（或她）的表情，拍一個從街角逐漸消失的背影；或是在海邊，身影小到幾乎看不見，觀眾也都可以在無聲的鏡頭中，了解劇情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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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好萊塢電影，快樂的結局，就會有雀躍不已的表情、擁抱，還有家人、朋友，或路人們圍在旁邊的鼓掌；若是悲劇的結局，導演更是怕觀眾有所不知，無論如何也要讓你立即明白，並隨著配樂，和劇中人物一起紅了眼眶，或掉下淚來。

曼菲是在二○○一年，發現自己得了肺腺癌第三期。從那之後，我們常談「活著」、「死亡」，以及生命無常這類的話題。所以，對於「想到鄉下去」，這個關乎我人生重大的改變，因為一種默契，似乎是不需要「說明」的。

後來，在報紙的一段訪問中，曼菲提到了我要到宜蘭的事，她對記者說，「我替徐璐高興，我知道她為什麼要這麼做，而且我知道她一定會去做。」

離開華視後，我對於自己不想再當職場女強人、或女忙人，想讓生活簡單一點，這個心念是非常確定的。除了拒絕了一些媒體及企業集團的邀約，公共電視總經理胡元輝曾數度邀請我擔任公共電視七點帶狀國際及文化新聞的主播。我最後是這麼回答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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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偶爾接受電視訪問，從攝影棚走出來的時候，內心都好空虛。攝影棚，是一個讓我很難自在的地方，」在我做出這些回答時，內心出現了一個旁白：「哇靠！我竟然把心境表達得那麼精準。讚！」

整個職場，光鮮的外表、職務的光環、熱鬧的應酬、參加不完的社交場合，對我而言，都像一座攝影棚。我更想要離開的，是一個對已想沉潛安靜的中年人，顯得太喧鬧華麗的「大攝影棚」─台北。

一年前，朋友提供了一個在香港工作的機會，是和文化公益相關的事。因為又是個大城市，加上那個工作的性質，仍需應酬和曝光，我對朋友說，「那個繁華世界，我回不去了。」

曾經憂鬱到差點一槍轟了自己的赫曼赫塞，最後是以體悟到自己終究是「農夫的本質」，讓自己迎向大自然，也迎向了正向、溫暖的人生。他在《鄉愁》一書中，特別讚嘆離開城市的好處，因為，他不用再戴著面具，心裡滿是不安地在社交場合中和人敷衍應付。

山野裡的風、秧苗、稻田

有一次，我和蔣勳走在池上的鄉間小路。眼前的池上正是一片綠色的稻海，和低迴在山腳下，彷如對土地眷戀不捨的白雲。

蔣勳說，「妳知道嗎？光是白色，就可以有四百種的白。城市人真的應該到鄉下來。讓大自然打開他們早已被遺忘的視覺、嗅覺、感覺。」

他認為鄉下，已成為現代都市人的救贖。山野裡的風、秧苗、稻田，可以讓壓力得到紓解。「在大城市裡焦慮緊張，生命自然容易衰老，常到鄉下可以找回自己原始的生命力。」

半年前，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曾和來自大陸的設計師馬可聊天。她因設計中國總書記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女士的服裝而聲名大噪。第一眼看到她，她的簡樸，讓我大感意外。馬可雖然在事業的巔峰，但她的單純、對大自然的嚮往，以及希望返璞歸真的心境，讓我有如遇知己般地驚喜。

馬可說，從二○○八年，當她第一個和朋友合夥的品牌「例外」大獲成功，並在巴黎辦過兩次展後，她就發現大城市並沒有帶給她太多喜悅和眷戀。所以，幾年來，她和先生蘇雷回到大陸後，三天兩頭就往鄉下跑。她的第二個品牌，取名「無用」，也反映了她的心境。

「在鄉下，我們好開心、好開心，」馬可小時候就常跟著母親，到吉林鄉下土捫岭村看外婆。她之所以那麼迷戀著鄉下，就是那種「回歸單純」的感覺。

一個扎扎實實的「家」

我不是在鄉下長大的，一直到上大學前，除了偶爾到八斗子海邊和漁港，我從沒接觸過真正的鄉下。

我的父母來到台灣前，都是居住在中國的大城市。所以，當他們隻身流浪到台灣時，一方面覺得「很快就可以回『家』」，加上在他們成長的歷程中，一向沒有和土地連結的經驗。所以雖然住的地方，是由母親工作的小學提供的一棟破舊宿舍，他們都很能適應，一住就是四十年，也沒有到鄉下走走的習慣。

大一時，我第一次和同學到他們鄉下的家，有的是長在稻田之上，有的是在果園之中，讓我「大大地開了眼界」。

其中一位同學的家人在房子前曬穀子、蘿蔔。晚餐時，只見他們的母親、嬸嬸，在家中前前後後走一圈，就張羅了一隻雞、一籃子的菜，蒸籠裡米粿的香味撲鼻。果園的工寮裡，小瓦斯、茶具齊全，要吃水果，就自己去摘。

這些「家」有一種特別的扎實感，深深地吸引我。從那時開始，我就覺得，真正的「家」應該就是要長在稻田、土地之上，或果園之中。

大學三年級之後，受到報導文學的影響，我經常拿著攝影機坐火車和客運環島，一站一站在純樸的小鎮之間遊蕩。

詩人說：「水田脈脈，牛車漫漫，小河汪汪」，正是當時的農村景觀。山谷、稻田、農舍、溪流，是我在青春年代用心按下的快門，也是我的「青春相簿」中最怡人的記憶。當我處在一片農田或一處山谷中，心中也開始浮現一種渴望，想要有一棟「長在泥土上或果園之中，小小的、小小的石頭房子。」

人生很奇妙，像一個必須回到原點的圓。不論離開多遠、爬到多高，習於追尋自我的人，有一天終究會選擇回到那個原點。所以，當光鮮亮麗的職場生涯，已確定從我人生的選項中移除，那個鄉下的小石頭屋、那個連結著土地的「夢」，開始不斷浮現心中，引導著我，逐步離開台北這個大城市，在土地上重新追尋新的人生。（作者為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