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場危機其實有機會造成更巨大的傷害。雷曼和AIG垮台，有機會觸發第二次經濟大蕭條；但胡佛時代的記憶並沒有在布希時代重演，也讓歐巴馬不必推出新的「新政」。反之，美國經濟緩步走了回來。以市場匯率換算，明年美國對全球成長的貢獻可望超越中國；失業率已渡過2009年的10％ 高點，預計可在2015年降至6％ ；聯邦赤字也從2009年的9.8％ 降至4.1％ 。
這對美國的國際主導地位來說相當重要，原因有二。其一，軍事理論家布洛迪（Bernard Brodie）曾在1960年代寫道，「戰略身上就掛著美元」；就算美國的軍力優勢可以暫時熬過預算裁減，美國的主導力最終還是得倚賴美國的經濟情況。其二，國家影響力並非僅由短期前景決定，還取決於國家經濟和社會的潛層性格。這在美蘇冷戰之時至關重要，今日依舊如此。
所幸，縱有金融危機，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依舊活躍一如過往。美國IT企業吸引了最好的人才，也想出了許多絕佳的點子。美國是企業服務和金融重鎮，美國那自我更新的天份也未受傷害；誰想得到，最新的熱潮出自石油和天然氣這種古老又衰落的產業？
但美國正逐漸失去其經濟霸權。部分原因在於美國擺不定自家的政府債務問題，部分原因在於美國似乎越來越無法維持並強化國際開放市場系統。政府債務不見得是個麻煩問題；美元仍舊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美國政府實務上仍舊擁有無上限的信貸額度，更重要的是，美國擁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小幅裁減福利支出或增稅以平衡預算。
根本來看，赤字是個政治問題。全球看見美國無法提出中期的稅收和支出平衡計畫後，逐漸不再相信美國有能力應對強權經常得面臨的問題。國際情勢也不是非常讓人安心；經濟秩序並未崩壞，但自由的全球化被更具選擇性的全球化取代，全球資本流從降至2007年的三分之一左右（雖然部分起因於周期性循環）。在此同時，健康安全規範等不受世貿組織管制的貿易保護措施也日益普遍。
這正是權力真空世界會出現的現象。每個人都有錯；新興市場緊握農業等特殊利益，富有世界則阻擋中國等中收入國家出口，以保護其高科技產業。沒有人大刀砍倒系統，但許多人都靜靜地在規範上戳洞。
歐巴馬的解答是推動兩項區域性貿易協定，一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一為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協定（TTIP）；兩者總計將涵蓋約7成的全球貿易。理論上，這些協議將開放「國界之後」的貿易，解除近年四處可見的那種貿易壁壘。由於加入協商的國家範圍相當廣泛，它們有機會為經濟開放建立新的標準；要是中國也加入，反對貿易自由化的國家也就失去了它們的否決權。
然而在實務上，兩項協定接下來的旅程都十分艱難。問題之一即為成就有限；雖然越南等部分國家積極準備協商，其他國家仍亟待努力。日本有可能成為拖累，特別是日本那巨大的農業貿易壁壘，法國亦是如此。美國的腳步也不夠快。
更令人擔心的是，協議可能會無法成真。TPP對12個參與國來說都是大問題；美國國會要求TPP包含「貨幣操縱」條款，主因在於美國國會懷疑日本刻意壓低日元以支持出口。過去的貿易協定會避開這類條款，因為那實在難以定義。
第三項威脅即為協定永遠無法成為法案，至少在美國是如此。歐巴馬需要貿易推廣授權，以免國會逐條審查並毀掉這兩項協定；但歐巴馬和國會的關係並不好。
華府無法在一夜之間重建。但前世界銀行總裁、美國貿易代表佐利克（Rober Zoellick）認為，第一步就是讓經濟決策取回它在外交政策中該有的地位。1801年，美國總統傑佛遜派出艦隊，與威脅劫掠美國商船的巴巴利海盜作戰；自那時開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海外經濟利益。佐利克表示，但在冷戰之時，蘇聯專家和權力均衡派商人擠開了銀行家和律師，外交政策人員對經濟的關注程度，僅止於支付開銷。
但經濟關係變動，其實也會對戰略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曾經，墨西哥的外交策略就是以反美為主軸，但在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後，墨西哥便逐漸靠向美國。
佐利克成功地讓國家經濟委員會加入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機器，同樣地，國會也該思考貿易與國安的緊密關係。佐利克認為，如果可以將經濟福利疑慮和推廣美國價值與國家安全放在一起，藉此控制自由派的衝動，應該就能抑制部分共和黨人那種背離世界的衝動。聽起來相當新奇，但那其實是訴諸美國那似乎遺落已久的外交政策傳統價值。（黃維德譯）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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