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格里茲　緊盯你的政府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剖析不公義

父親是獨立保險經紀人，經常在餐桌上討論政治時事，教導史迪格里茲，金錢買不到真正的幸福快樂，更重要的是服務他人來創造價值。

蓋瑞鎮是美國典型的工業城。史迪格里茲從小就看著社會歷經歧視、成長、失業、蕭條、分配不均的演變。

史迪格里茲回憶，他小時候覺得美國是個富裕的社會，但是為什麼天天照顧他的好心女士，只能念到小學六年級？所得、財富不見得與個人努力完全相關，也受到社會的觀念、制度給予的機會所影響。

六○年代，史迪格里茲進入大學，主修物理、喜歡數學，但他更關注當時美國社會和經濟動盪與民權運動興起。後來，史迪格里茲是以「分配不均」為論文主題，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

像是輪迴一樣，半個世紀之後，貧富差距的問題並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縮小，反而愈來愈惡化，再也遮掩不住。

笨蛋 都是政治惹的禍

以美國為例，三十年來，中產階級的所得幾乎文風不動，覺得日子愈來愈辛苦。社會頂層的人，日子卻愈來愈優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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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美國收入前一％者的所得，只佔國民所得的一二％。但是到了二○○七年，頂層一％人的所得，佔美國總國民所得的比例，激增到六五％。

更令人憂心的是，頂層一％的人所擁有的財富，佔了美國財富的三分之一。所得分配只能顯示一個時點的情況，財富分配差距愈來愈大，更凸顯長期分配不均的問題。

社會底層可能世世代代都得不到向上爬的機會，像是掉進了惡性循環的漩渦。

不只美國如此，不論是在先進國家或發展快速的新興市場，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幾乎已經成為共同的挑戰。

「世界各國的政府，並沒有解決關鍵性的經濟問題，」史迪格里茲一針見血指出，今日社會普遍不公的問題核心，就在政府效能不彰，而無法管理市場、無力管理全球化。套句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話，「笨蛋！都是政治惹的禍！」

如果分配不均的問題持續惡化，將使得經濟更沒有效率、成長更緩慢，甚至衝擊民主與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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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格里茲探討當今社會分配不均的新書《不公平的代價》，一出版就受到《經濟學人》、《紐約時報》、《時代》雜誌的關注，在全球經濟低迷、各國政府都找不出解方的時刻，開啟了新的討論方向。

要處理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需要多管齊下。首先必須了解：為什麼經濟成長，社會大多數人無法雨露均霑？社會不公平的癥結是什麼？政府為什麼如此失能？

史迪格里茲彙整了十餘年來的新經濟理論思潮，剖析社會不公平的四大關鍵。

不公平1：政府失能 未能導正市場力量

市場經濟、供需法則，是今天的主流思潮。大家普遍接受對社會貢獻多、擁有稀有技能的人，理應獲得較高的報酬。

但是，除了供需，還有另一個影響分配的強大力量，就是政治力。

政府是訂定與執行遊戲規則最重要的角色。政府規定了什麼是公平的競爭。財稅和社會支出是靠政府調整，決定了窮人家的孩子，到底有沒有受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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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沒有一個成功的大型經濟體中，政府不扮演重要角色的。在成長最快速的國家，例如中國，以及生活水準最高的國家，例如斯堪地納維亞半島上的北歐小國，政府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即使是貧富差距惡化的國家，也可以靠著政府政策，扭轉情勢。例如巴西，曾經是世界分配不均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九○年代開始，兩任總統持續擴大教育與社會支出，因而縮小了貧富差距，結果社會更加穩定、經濟成長提升。

但是，我們現在經常看到的是，政府做出不當的規定、政策，將龐大資源白白奉送給特定對象。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聯準會以接近於零的利率、無限制借錢給銀行。還允許銀行以高得多的利率，回過頭來借錢給政府，等於給了銀行價值數百億美元的隱藏性贈與。

這就是政府訂了「負和遊戲」規定。銀行取走利益，升斗小民扛下負債，讓不公平的問題更加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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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2：全球化 成為企業威脅政府的工具

政府政策失當，經常被既得利益所綁架。在美國，每位國會議員平均有二．五名說客「伺候」，只要能影響官員接受業界的觀點，就可以坐收百億美元的利潤。

而影響政府決策偏頗的一大力量，就是大力鼓吹全球化、自由化的企業。

一般認為全球化將提高國家GDP，再透過下滲經濟效果（trickle-down economics），從上層到底層都將受益。其實不然。

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是以商品流動與資本流動取代勞力流動，結果被進口替代的勞工，往往找不到另一份工作，於是失業。社會並沒有雨露均霑。

企業從來沒說出這實情。全球化開放下，企業一方面運用政治槓桿，要求少繳稅，威脅政府，「除非你降稅，否則我們就要搬到稅率較低的地方。」另一方面，企業又告訴勞工，「如果你們不願接受較低工資、不同意在較差環境中工作，公司就要搬到別的地方。」

結果，政府與勞工都屈服了。這根本是「犧牲社會其他人，讓企業菁英自己富有」。

不公平3：降稅 只為頂層創造財富

既得利益運用影響力，使得政策向他們傾斜，而政府財稅政策還進一步降低了社會頂層的稅負。

一般來說，降稅目的在於，創造更多工作和儲蓄。實際並非如此，通常最後增加的，只有政府赤字。

財稅政策中，影響不均最大的，就是降低資本利得稅率。因為股利的分配不均高於工資和薪水，資本利得的分配不均，高於其他任何形式的所得，因此降低資本利得稅，等於降低非常富有的人必須繳納的稅額。

以美國為例，社會底層九○％獲得的資本利得，佔不到全美國資本利得的一○％。而美國收入最高的四百人中，薪水和工資只佔所得的八．八％，資本利得佔五七％，利息和股利佔一六％。換句話說，一旦降低資本利得稅，富人所得的七三％都適用低稅率。

二○○八年，美國頂層四百位納稅人，平均每人獲得股利一億五三七○萬美元。如果將資本利得稅從三五％降為一五％，等於政府贈與這四百位富翁每人三千萬美元，而國家總稅收因此減少一二○億美元。

如果再加上降低遺產稅，繼承來的財富，會使整個社會的機會立足點更傾斜。愈來愈多財富集中於頂層人手中，成為由寡頭集團繼承財富的國度。

不公平4：縮減教育投資 在下層製造貧窮

政府不僅在「金融資本」上，製造了對富人有利的經濟和社會體系，更縮減了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使得社會中層與底層，愈來愈難得到平等的立足點。

一般政府會以課徵遺產稅和提供免費公共教育的方式，改變財富的分配，讓窮人家的孩子學到改善生產力和提高工資收入所需的技能。

但因為各項減稅措施使得稅收減少，政府縮減補助，許多地方大學學費上漲的速度，遠比所得增加要快。孩子要接受好教育，愈來愈有賴於父母的所得、財富和教育程度。

可能有人會問：擴大學生貸款計劃不是可以彌補缺口嗎？答案是否定的，而且又是政府與金融機構造成的。

例如，美國金融部門成功地通過法律條款，規定學生貸款在破產時仍不可免除。所以，學生貸款計劃非但沒有提升窮人的希望，反而可能使他們進一步陷入貧困。而社會也喪失了部份寶貴資產，就是有能力的人民。

包括教育、基礎建設、基礎研究，都是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公共財。

不要忘了，美國今天之所以能夠有Google、臉書，是政府先投資研發、建立了網際網路的基礎。對經濟的提振作用，遠遠超過民間部門的平均報酬率，更遠高於政府的資金成本。

財富分配一面倒的惡果，就是政府對於公共財的投資不足。富人不需要依賴政府就能得到醫療照護、買到創新，當然不願意投資。如果政府縮減了對公共財的投資，社會能夠抽取的井水日益枯竭，嚴重影響未來的成長和效率。

雖然社會種種不公平讓人氣憤、憂心，但並不是沒有可能改變，只是時間正一點一點流失，幸福的希望，忽隱忽現。我們必須看清事實，盯緊政府每一個決策。

不公平的代價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時間：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