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就做對
在「有什麼比貪污更可怕?」一文中(本刊第十期),我們曾寫過:「如果政府部門沒有把其擁有的資源有效地利用,其所產生的經濟後果,遠比零碎的、低階層的、偶發的貪污更可怕。」本文進一步討論如何避免決策錯誤。
首先應指出:公務上的錯誤無法避免,否則一犯錯就變成眾矢之的,更加深了「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鄉愿作風。因此,來自於善意的、誠實的、勇於承認及改正的錯誤應當可被大眾與輿論所諒解。但是,社會的進步與效率的提高就是要在「追求卓越」的精神下,儘量減少錯誤,第一次就做對。
二、六個可能的因素
決策的錯誤常常是由於疏忽了下面六個因素的重要性及它們應有的分際:
(一)專業知識與市場情報:現代決策–不論是大汽車廠、鐵路地下化、核
能發電––所要考慮的因素實在錯綜複雜。主管機關的首長們以及他們的幕僚都無法具有足夠的知識與情報做最佳的判斷。因此聘請專家、成立顧問小組,邀請相關的技術人員參與是減少風險的必要步驟。
華同案的一個錯誤就是缺少專業的法律知識,代表我方的律師,在合約中忽視了我國權益合理的保障。我們希望中日合作的「國豐」大汽車廠在整個規劃及作業過程中,應有都市規劃、運輸、公害相關問題的專家以及精明的律師參與。
(二)政策工具:達到一個既定的政策就要用適當的與適量的工具。「過」與「不足」都應避免。殺雞用牛刀是「過」、打蒼蠅不打老虎是「不足」,都是資源的誤用。
選擇「適當的」工具(如不景氣時降低利率),比選擇「適量的」工具(如利率到底應下降到多少)較為容易。但兩個選擇的正確與否主要還是靠首長及智囊們的專業知識與市場情報。現代的財經決策不能僅靠過去的經驗與主觀的判斷。
(三)短期與長期:民主社會中政府首長們面臨的一個大難題就是民眾及輿論都缺乏等待的耐心,不論問題的性質,都要立竿見影。在這一壓力之下,長期容易見效的政策都很難推行,就不得不乞求於救急性權宜措施。權宜措施只治標不治本;只在掩飾問題,不在解決問題。
我們的首長們應有信心減少臨時性的「特效藥」。進一步要向社會大聲呼籲:「給我們時間,我們會成功。」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的經濟政策–減少國營事業、減少政府支出、尊重價格功能–如果成功,將是西歐社會中不惜短期代價,堅持長期觀點的一位值得尊敬的領袖。
(四)原則與彈性:彈性過多就沒有原則可言,原則一成不變,也就沒有彈性可言。財經政策的基本目標是追求高度的經濟成長、穩定的物價、公平的所得分配與較佳的生活素質。
達到這些目標的重要原則包括了自由貿易、市場競爭、累進所得稅等。
首長們如何一面堅持這些原則,如何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又允許彈性調整(如暫時設限、投資獎勵),實在相當於走鋼索的俠客,需要極大的膽識與技巧才能求得平衡。
(五)非經濟因素的考慮:財經政策當然不能不顧及非經濟因素(如選舉的時間),但不能經常受非經濟因素的干預。「用經濟手段解決經濟問題」是一個比較可靠的原則。
歷年來我國向海外某些地區的政治性採購,我們確知的只有一點:受了非經濟因素的考慮,付了較高的價格,多花了可貴的資源,所得到的是一些既無從估計,也不能一定兌現的「非經濟利益」。在這種所謂政策性考慮下,「責任歸屬」(accountability)無從追究。正如國營事業可以很順理成章地把所有的虧損歸諸於「非經濟因素」–政策性的貼補一樣。在這些情況下,「非經濟因素」一面影響了決策,另一面又變成了政策錯誤替罪的羔羊。
(六)人為的因素:不論決策過程如何週密,人為的錯誤仍難避免。這包括
了決策及幕僚人員的性格與態度:是否自己太自信,不易接受別人反對的意見?是否只有良好的用意,但沒有縝密的判斷?是否缺乏主見,反受別人利用?是否真有私心、徇情、貪污等的可能?
重大的決策可能產生重大的利益,也可能帶來重大的弊害。當重要人士參與重要決策時,人為的因素就更重要了。
三、結語
要減少決策的可能錯誤,決策者應當要:瞭解專業知識與市場情報之重要、謹慎選擇適當與適量的政策工具、不要用受人歡迎的權宜措施來代替治本的長期政策、尋求原則與彈性之間的適度平衡、避免讓「非經濟因素」經常干預經濟決策,以及不要忽視了人的因素。
科學實際可以在不斷的嚐試及錯誤中得到最後的成功,影響人民生活及國家前途的財經政策沒有這種奢侈。決策過程中,對上述六個因素多加考慮,雖不能完全沒有錯誤,但一定可以減少錯誤。減少錯誤就是社會進步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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