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根的學者

二百多年來的經濟思想史上，有不少尋根的學說，來探討經濟的成長與一國的盛衰。

在十八世紀，重農主義的答案是農業，重商主義的答案是貿易順差，古典學派的答案是自由競爭。

十九世紀崛起的共產主義的答案是勞工。

進入二十世紀，強國之道，滿清政府是船堅礮利，蘇維埃政權是工業化，德國納粹與日本軍閥是軍事侵略與奪取海外市場。二次大戰後，刺激經濟成長的要素：熊彼德認為是創新，保守學派（如傅利曼）強調市場經濟功能，自由學派（如薩孟遜）則肯定政府參與的重要。今年諾貝爾獎得主的答案是「技術進步」。

 

三、不可忽視研究與公害

 

梭羅指出：傳統的想法認為只要增加勞工、機器與工廠，一國的經濟成長就可產生。事實上，量的增加沒有質的改進重要。「質」就是要靠技術水準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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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技術水準，梭羅認為也就是要提高基礎科學、應用科學與教育水準。他經常呼籲一個國家要把不斷累積來的財富，用在提高技術水準上。他一直贊成政府要大力資助研究與發展。

面對當前美國經濟的巨額財政赤字，他強烈指責雷根不肯加稅的立場。他認為必須要加稅，才能減少赤字。他也認為美國人民在今後幾年必須要束緊腰帶，減少個人消費，但不能減少投資，以及研究與發展的經費。

雖然他強調技術的重要，他也十分憂慮因經濟成長而帶來的公害。在一九七三年「世界末日快來臨了嗎？」一文中，他指出社會上的各種污染者–工廠、礦業、電力公司、私人駕車者等–需要負擔更多的社會成本。他近年的研究重點即是探討自然資源的消耗與環境之間的調適。

 

四、平衡的工作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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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哈佛出身的學者雖然常以數理模式來驗證假設，但不是一位象牙塔內的純經濟學家。一九六○年初期會參與甘迺迪與詹森政府的經濟決策。這位自由學派的學者，正如其他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如杜賓教授，是鼓吹政府應當要對經濟活動多干預的。

ＭＩＴ的同事都羨慕他在工作與生活上的平衡。開學期間，除了做研究，他熱心教書，而且還教大一的經濟學，因此曾獲「傑出教授獎」。年假則遠離劍橋，在葡萄園、棒球賽及帆船上消磨。

正如杜賓教授所稱讚的：梭羅還是一位為人親切、文筆流暢、談吐幽默的經濟學家。問及他得獎的感想時，他說：「朋友們告訴我，我的名字常出現在候選人的名單上，只要我活得長，我終會得到的。」

這份遲來的榮譽不僅是追認他三十年前的創見，也是肯定技術進步在當前各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對梭羅最恰切的描述，也許正是紐約時報所寫的：「他的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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