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士已經為解嚴之後,為何街頭示威頻仍,提出了好些解釋。這篇小文打算湊個熱鬧,試尋另一個瞭解今日台灣街頭多事的途徑。若所提的觀點「說不通」的話,則希望這個觀點所根據的事實能夠引起一些重視。
這個事實是什麼呢?此乃一般所謂民眾團體並不是一真正的「民眾自己的」團體。很少此類團體能夠代表它們所分別揚言要代表的會員。
以不變應萬變
儘管都有一紙措辭漂亮的章程,今日大部分的民眾團體–職業的、地域的、宗教的、特殊利益的、甚至學術的–在實際的運作上,則是不甚光彩的。政治或其他的學者們,對這個主題,似乎沒作過有系統的研究,但是一次粗略觀察即可發現–這類團體:
有些是永遠不曾改變其權力核心的,甚至擁有一位「萬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領導者,不管外面世界變得多麼大:
有些是永遠不改變其權力結構的,像擔任常務理事者,總是那幾個屈指可數的人物,雖然形式上有選舉的舉行,偶然選出一個新的理事長:
有些則實行「寡頭輪治」,公然由少數權勢集團輪流控制理監事會、選舉的形式則是具備的。
主管團體的內政部對這類很普遍的現象,顯然是無可奈何。政府在加強民主過程方面作了很多改革,而在打通這個民意管道上似乎沒有作過任何有效的努力。結果為:大部分民眾團體控制在它們的幹部手裡,會員僅僅屬於名冊上的存在。會員們的意見並沒有反映在理監事的組合中。假使公會、工會、協會……等等產生民意代表、形成利益團體、施展公關活動,或攀上大眾媒介,而把意見表達的話,也只昃理監事們為他們個人或他們擁有的個人事業發出自私的意見,擴張與他們章程所宣示的宗旨大相逕庭的影響力量而已。
缺少「說話」的門路
在這一段冒牌的民主過程中,各行各業民眾團體的會員們(亦即各行各業的民眾)是被遺棄,甚至是被背叛了的。
於是,在今天這個只有「集體說話」才會有人聽見的世界,農人、漁民、工人、小商人、小市民、退伍軍人、少數民族、婦女、教師、記者、甚至公務員……等,都沒有為他們「說話」的團體。在權力由上向下分配的戒嚴時期,「說話」是不可能,而且也是沒有必要的。戒嚴令解除後,民眾則必須「說話」了,但是在民眾團體的現狀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很多民眾由於缺乏「說話」的門路,便只有走向街頭呼喊了。
街頭呼喊不只是製造了社會的緊張,又可能導致暴亂,而且暴露了在今日正規的政治運作中,民意的景象是晦暗的或是被扭曲的。情緒高漲的街頭呼喊,也許可以把某些意見變得突出,但是整個民意景象則會進一步受到扭曲,不會對正常的民主程序有絲毫的助益。
顧此失彼
當各行各業的民眾,由於受到不足代表他們的民眾團體的阻隔,無由向政府、議會、大眾媒介表達意見,甚至無法在公職選舉中來推舉自己的代言者,而街頭變成他們唯一可用的參政舞台的時候,極端的政治異議分子便得到了一片大可經營的沃土,他們可以把一切問題都政治化起來,整個社會永無寧日。
今天國內外有識之士,都正在大聲疾呼要中央民意機關(所謂「國會」)全面改革,這自然切中時弊。但是對於民眾團體這一套非正式的民意機器,為什麼沒有多少人看見它的毛病,不要求改革,而讓它繼續腐壞?(作者為政大廣告系教授)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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