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政治的擦邊球

穿著灰藍色中山裝，一頭略亂的白髮，說到辦報立場時，年輕編輯們口口聲聲中的「欽老」，似乎永遠瞌睡未醒的眼神，霎時炯炯有神了。

說這話時，欽本立和一群年輕的主力幹部，正以晚餐在上海錦江飯店招待天下雜誌的同仁。他們大伙開夜車到當天凌晨二點，趕出胡耀邦紀念專刊。仍帶著大功告成的興奮，一位編輯向欽本立報告「已經付印了。」另一位補充說：「但電話也來了，請你等一下去

趟。」因有外人在座，他們僅交換了心照不宣的眼神。

飯後，欽本立在城東一處高級住宅區先下了車，獨自一人走入夜色矇矇的街頭，「去看個朋友，」拋下這句話。

事後根據報導，才知欽本立當晚是去赴上海市委領導的約會，胡耀邦紀念文受到批評，並被迫於第二天修改部份內容。但修改後欽本立壓住未發，而導致了二十六日被上海市委撤職的事件，並引發中中共統治四十年來，首次大規模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

廣告

欽本立的理想使得在經濟上完全獨立─不向中共任何政府單位拿一毛錢的世界經濟導報，在精神上卻不孤立。

由於必須有「單位」負責才能獲准辦刊物，導報掛靠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的名下，卻沒有像在社科院下其他研究單位接受津貼及免費享用房子及水電，而必須付房租、繳電費及資料使用費。

打擦邊球

此外，創辦初期，幾個創辦人在不支領薪水、向印刷廠借錢、借紙、借人及投稿者也自付寄稿子的郵費的情況下，發行了第一份報紙。這種情況維持三、四個月之後，導報每月略有盈餘，漸漸能償還借款及支付薪水，至今誰都不是出資的老闆，但「只要在這個報社的一天，誰就是這個報社的老闆」，四十歲的導報編輯陳樂波說。年輕的編輯都對他們能經濟自立的「民營」事實感到驕傲。

廣告

在精神上不孤立指的是，導報目前擁有三十萬名讀者，其中以知識分子、經濟改革研究者、企業經營者及技術官僚為主。在這群支持改革開放的精英分子中，已逐漸形成一股精神凝聚力量，也同時引起了外界的猜忌及當局的疑慮。據聞中共高級領導階層趙紫陽等都曾間接表示對導報的支持；而各國領使館及海外輿論都對導報極為重視，認為是一透視中國大陸的窗口，代表了大陸改革的希望。

經濟學家徐雪寒更把導報當成他自己的報紙；四月中旬走訪上海金山石化總廠，問其總經濟師吳亦新他最喜歡看的報紙是什麼？「世界經濟導報，」四十一歲的吳亦新毫不猶豫就回答了。

基本上，是欽本立的「打擦邊球」的編輯策略，觸動了讀者的心弦。欽本立說：「辦報有如打乒乓球，如果你打乒乓球越過了桌緣，那你就輸了；但如果球只是擊落在桌附近，那這場球打得太容易了；所以你必須打擦邊球，將球正中擊落在邊線上。」

廣告

這種打擦邊球的作法，讓欽本立滿足了他「說人家想說卻不敢說的話，想講卻沒機會講的話，」欽本立聲音微小、江浙鄉音重而難懂，卻在四月二十二日晚宴中說這話的當頭，一字一字清楚地表達他辦報的理念。

世界經濟導報的編輯如陳樂波、陸一、沈飛昊更是強調導報可容忍各種不同意見，譬如最贊成及最反對新權威主義的兩種論調，都可同時並存在導報的版面上。「我們不是只有一種聲音，有贊成、有反對，各種層面都要登，」他們說。

過去，世界經濟導報的多項報導與膽識，都創下了大陸新聞媒體的言論先鋒。譬如在今年年初，刊載了蘇紹智對中共政權的批評文章；也曾主張政治民主化的過程比只是一群人甚或只是某一特定人物（指鄧小平）來決策的模式好；並且也曾引用海外一篇比較中共與蘇聯的政治改革的文章，指出中共建立自由化政治系統的速度，比蘇聯落後，導報也曾刊載一篇建議「毛澤東之名應由『中國害法』中去除」的專文。

廣告

一九八六年，導報率先使用「腐」二個在當時社會被視為太過大膽的字眼，來形容中共自七八年年底改革開放以來，某些官僚利用特權貪污、謀取私利的普遍情形。

強烈的愛國主義者

導報的記者相信由於他們小心的推動，輿論限制的「邊線會慢慢移動、擴大」，以當年視為禁忌的「腐敗」二個字眼，現在已成為大陸輿論界普遍形容特權官僚的字眼。

導報也努力地引介國外的新觀念，率先訪問各國大使（這在輿論一律的大陸是重大的突破），並經常把大陸放在世界的天平上來比較，客觀的呈現了大陸發展嚴重落後的事實，以激起知識分子的憂患與救國意識。一篇「中華民族最要緊的還是『球籍』問題」的評論，警告大陸讀者「弄不好，中國將被開除球籍！」引起了大陸各省廣泛的討論。

世界經濟導報的前衛作風，打破了中共「報紙上登出的東西都代表政府言論」的傳統觀念。

「所有『中國』的報紙感覺到他們的工作是等待政府採取一項政策，然後為文來說服民眾那是一個好的政策，」一名導報記者指出：「但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是讓人有表達各種不同意見，甚至批評的機會。」

在大陸的報紙，不敢擅自直接處理政治敏感的話題，通常只採用新華社的發稿，藉標題大小與內容間接反映報社的立場。然而世界經濟導報指出導報敢直接表達他們對政治敏感事件的看法。

導報這種獨樹一幟的新聞作風，吸引一群追求理想的年輕人。導報的編輯們，無法像在有政府財源支持的報社同業，可分配到住屋，而必須擠在其他與家人分配到的房子內。譬如現年三十二歲、負責要聞版的編輯陸一，就與妻子與三歲女兒，居住在一間三坪不到的房子內。

再譬如，導報的北平特派員張偉國等人，也是日夜居住在北平胡同內的一個小小四合院內，寫稿也在那兒，睡覺也在那兒。

然而，這些看來充滿了自信的年輕人追求的是導報那股非物質可以比喻的新聞自由的空間與理想。因為他們堅信導報的立場是從積極面看問題，是「要為國家的發展找到一條出路，不是簡單暴露問題，」父母都是共產黨員、看得出是強烈愛國主義的編輯陳樂波睜大眼睛說。

也就由於導報這種不是簡單地寫一篇新聞，而必須分析，帶給導報編輯們很大的壓力。「國家問題這麼多、壓力很大、精神壓力很重，必須不斷分析、找問題，」導報編輯陸一說。

也因此，導報的人喜歡戲稱早睡早起來形容他們的辛苦工作。每週為了趕報紙的出版，導報的編輯既要寫稿、編稿，也要親自到印刷廠排字，常常工作到凌晨二點才休息，當天早晨又要早起。

最後一次的編輯會議

四月二十四日的上午，下了一週的梅雨終於在這天放晴。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辦公室也跟著窗外的陽光放晴。只是屋內的人在滿屋子的煙霧中，臉色嚴肅地（幾乎每個人都在抽煙），開著他們當時也許還未料到的─可能是欽本立最後一次與他們一起開的編輯會議……。

既未向來拍照的天下雜誌攝影記者說出他們當時為難處境，卻又要對著相機強顏歡笑……（也許他們正在討論是不是要向上海市委的壓力屈服吧！）

導報的年輕人希望這次的危機只是像以往他們由於大膽的言論而遭受了多次「警告」的時期一樣，最後終能「糊里糊塗渡過了，」一名導報記者形容他們在一九八七年由於有關胡耀邦下台的報導也幾乎遭受報社被關禁的危機，當時市委也曾派人來接管，但最後又默默撤出。

世界經濟導報是否能安渡難關？這關係著不僅是那群眼睛明亮、熱愛「中國」的年輕新聞工作者的前途，更重要的是那些誠心想聽「中國」富強諍言及真話的大陸決策者及知識分子，是否會失去了一個重要而能信賴的稀有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