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列寧博物館的一整堵牆上,貼著一張失業工人的照片,他們的胸前掛著「什麼工作我都願意接受」的招牌,標榜著列寧實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動機。
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即使扣除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破壞期間,社會主義制度的努力也超過了四十年,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共產共窮的結果是民生凋敝,經濟衰敗。
改弦更張後,預期經濟活絡的效果還沒有呈現,通貨膨脹、物質缺乏等等困難卻已經非常明顯。尤其在生產結構改變,面對自由巿場的價格競爭,許多經營不善,只靠貼補和獨占賴以生存的企業,都有覆敗解體的危機,屆時失業人數的眾多,和情況的嚴重,恐怕會演變成影響此次東歐轉變、成敗與否最重要的變數。
波蘭的造船、礦場;捷克的鋼鐵、機械工廠,每次數以千計的裁員,都成為當地報章觸目驚心的標題,和民眾關注的重心;東德預計在合併以後,初期產業的調整,將會造成二五○萬人的失業;中共官方統計,在今年頭兩個月,就已有一五○萬人失去他們的職業。
那麼是不是自由經濟制度,就比較能對抗失業的威脅呢?事實並不盡然。即使不去回顧一九二九經濟大危機時的失業問題;不去注視南美、印尼、愛爾蘭等國家百分之二、三十的失業率,許多經濟發展國家,除了日本之外,恆常都承受著百分之十以上失業率的壓力。而在激烈競爭的過程中,結構性的、轉換性的失業,毌寧說是一種正常的、必然的現象。
今天自由社會在面對失業問題,之所以不致感到非常痛楚,最主要是有失業保險、社會福利等制度,來保護、濟助失業者的匱乏。這類基金的來源,不是儲蓄的累積,便是對以後資源的透支,但是幾乎沒有一個國家,不是孳孳於加強競爭力,增多就業機會,絕不敢單純依靠這源泉不豐的失業保險基金。
我國在過去四十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一帆風順,從來沒有遭逢逆境,多國深受困擾的失業問題,我們也都倖免於難。對我們而言,似乎勞工短缺,工作意願缺乏,才是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但是近年來,國內企業因為種種投資環境惡化的因素,紛紛有遷廠海外,或關廠歇業的情形。其中自然也不乏有產業升級,將舊廠關閉;或將廠址移往他處,以利用鬧區土地;或將多處缺乏員工的工廠併為一處,而處分其他廠地;甚至以一半的資遣費,惡意歇業,來規避退休金的支付等情形。勞工們在經歷加班費、工資追補、年終獎金等階段的權益爭取之後,陡然發覺事業主們「走避」心切,而工作的權益實在高於任何其他權益,自然十分徬惶與擔憂。
於是有人主張應該訂立「關廠法」,防止業主的任意停工歇業;也有人主張在勞動基準法的修正草案當中,訂定勞資爭議的行為規範,對於擅自關廠者,最高採處以二十萬以下的罰鍰,並且強制恢復營業。
但是站在自由經濟的立場來看,關廠歇業是事業者經營自由的行為,它決定的因素,不外乎經濟成本的考量,事業形態的改變,和對抗勞工不當的罷工。只要是不在勞資爭議調解或仲裁期間惡意為之;或是不能依法資遣或退休;或是數量過大涉及眾多勞工生計,影響社會安全,否則過分的干預,便是抵觸憲法對業主工作權的保障。
東歐國家的例子很明顯告訴我們,過於濃厚社會主義的色彩,不能現實面對經濟問題的解決辦法,在今天這個全球巿場、全球競爭的時代,絕對不能克服失業問題。我們應該認清、一國之內勞資雙方,都是世界經濟競爭當中禍福相連的單一經濟個體,而不是利害消長的對立陣線。我們更應該警惕,今天不能解決勞動力和勞動意願不足,而導致經濟發展遲滯的問題,明天我們就必須承受勞動力過剩的失業苦果。(作者為嘉隆實業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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