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波」會在中國大陸落腳嗎？

　第一、中共認定戈巴契夫是製造「蘇東波」的罪魁禍首。戈氏的理念背棄了社會主義的理想，他的政策導致了蘇聯和東歐的「和平演變」。

　第二、提出「國情論」的觀點，認為中國大陸和蘇聯、東歐面臨的內外環境不同。中共強調西方的議會制度和多黨競爭都屬「假民主」，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才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真民主」。

　第三、高唱「愛國主義」的論調。江澤民即曾表示：「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上是統一的。」中共強調今天在大陸的內外氣候艱困，企圖從「愛國」引導到「愛黨」的結論。

　中共提出的說詞，某種程度上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蘇東波」並沒有在中國大陸形成立即反應的理由。深一層的分析，我們可以借用杭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政治發展理論來說明。杭庭頓教授首先將一個政治體系的內部，歸納為「領導階層」(leadership)、「文化」(culture)、「結構」(structure)、「團體」(groups)和「政策」(policies)五個組成部分，認為透過這些因素的個別發展和彼此間的交互作用，可以影響這個政治體系的變遷過程。　

廣告

＜span class=’Doc’＞老人政治

　

　比較這些因素的發展差異，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大陸短期內，確實沒有存在「蘇東波」效應的條件。

　在「領導階層」方面，蘇聯的戈巴契夫及東歐國家的改革領袖，都是黨地快速政治「世代交替」(Generational Change)下的產物。他們的共同特徵是年紀輕、有革新的旺盛企圖心。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學識背景頗高，並且較少受到意識型態的束縛。反觀今天的中國大陸，檯面上的人物雖然也屬中青代，但整個政治舞台仍充滿老人控制下的陰影。這批老人憑藉其「革命功勳」坐擁特權不算，對於權力遊戲似乎仍是興趣不減當年。最令人感到遺撼的是，無論是幕前的演員和幕後的導演，這批中共領導菁英普遍缺乏世界性，甚至區域性的眼光，仍舊以「家天下」的觀念，處理現代文明社會的問題。在他們的統治之下，維持現狀已屬不易，遑論求新圖變了！　

＜span class=’Doc’＞民族主義內容不同

廣告

　

　在政治文化方面，許多東歐國家因為地理和宗教的影響，基本上具有西方文化的政治取向和民主運作的經驗。以捷克為例，它在戰前民主化的程度，不下於其他具有議會政治傳統的西歐國家。另外一個值得強調的因素是民族主義。在談到東歐民族主義的問題時，許多學者認為，在波蘭、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仇恨俄羅斯的人歷史遺產，乃是當地民族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仇俄的心理，影響到民眾一般對共產制度的態度，因為當地的共黨政權，乃是在紅軍的刺刀尖下產生的。這種態度也嚴重地損害到共黨領袖建立政治權威的企圖。

　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根本不可能孕育出民主政治的價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士大夫觀念，以及所謂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也難以形成一套參與的政治文化。至於民族主義的問題，中國與蘇聯雖有一段糾纏不清的恩恩怨怨，但因中共獲取政權的過程與東歐不同，中共又有向蘇聯「一邊倒」的紀錄，故中國大陸的反俄情緒，並未成為民族主義的重要內容。　

廣告

＜span class=’Doc’＞知識分子被犧牲

　

　從團體的角度觀察，東歐地區的工會和教會組織，一般都扮演了民眾和政府雙方的傳送帶角色。這些組織往往是異議人士的養成所，至少提供若干反政府人士的庇護場所。當地的黨政官僚，也不敢明目張膽對工會和教會採取鎮壓的措施。波蘭的團結工聯是一個具體的實例，他的領導人物擁有全國性的聲望和影響力，和共黨統治者幾乎處於平起平坐的地位。這些屬於非官僚的利益團體，在東歐民主化過程中，發揮了特殊的重要功能。

　在中國大陸，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這樣的團體出現。中共的黨、政、軍，是屬於一條鞭的統治系統。中共的所謂民主黨派，實際上是共黨的外國組織。在統一戰線的策略導用下，民主黨派只是共黨用來進行政治社會化的工具。他們的領導人物是共黨的同路人，其組織沒有政治上的獨立性，或是獨立運作的遊戲規則。　

廣告

＜span class=’Doc’＞軍人地位特殊

　

　談到團體這個概念，我們不得不比較一下知識分子在蘇聯、東歐和中國大陸三個地區的不同境遇。史達林死後，知識分子在蘇聯和東歐的待遇，獲得顯著的改善。共黨提供知識分子較多的言論空間，知識分子也逐漸以行動來宣洩他們的政治理念，彼此之間在遊戲規則方面，建立了相當程度的共識。反觀中國大陸的社會，「百無一用是書生」、「讀書無用論」等說法，似乎找到了檢驗的場所。知識分子一直是中共各種政治鬥爭運動下的犧牲品。政治迫害的恐懼很容易形成自掃門前雪的心態，中國現代化的裹足不前，當然是其來有自了！

　在政治結構方面，中共、東歐本來都是泡製蘇聯史達林主義模式，其結構的內涵和功能，幾乎是大同小異。例如，三者的國會，都具有橡皮圖章的特質；共黨官僚的獨占性角色，也是三個社會的共通之處。但中國大陸的政治過程有其與眾不同的地方，這是西方研究黨軍關係學者最重大的發現，那就是軍人在中共政治體系中的特殊地位。武裝鬥爭是中共自詡的「三大法寶」，由於迷信「槍桿子出政權」的理論，中共歷任領導人都把軍委主席當成鞏固權力的籌碼。軍方一般說來具有保守的傾向，共黨國家的軍人更以維護打來的江山為己任。在此情況下，民主運動自然被視為反革命的暴亂行為了！

　在政策的層面上，西方世界對於共黨國家要求的雙重人權標準，以及因此產生的差別待遇行為，提供了中共外交活動的空間。中共了解本身在全球戰略關係中的角色，也知道如何運用其對外政策的工具，轉而作為實施對內控制的籌碼、中共最近在外交上頗有斬獲，特別在第三世界地區的一些國家，取得建交或復交的成果。這些「成果」使中共在「六四事件」後受到的外交「創傷」，得到彌補的作用。

　蘇聯和東歐的民主改革，基本上濫觴於經濟方面的困境。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也很嚴重，但並未嚴重到形成政治崩潰的危機階段。大體說來，中共的經濟策略較蘇聯和東歐的一些國家具有成效，物質供應不像蘇聯、東歐那樣出現嚴重匱乏的情況，因此緩和了對政治造成的衝擊。　

＜span class=’Doc’＞處於轉捩點上

　

　上述的分析並不表示「蘇東波」的腳步已經遠離中國大陸。實際上，中共的政治發展正處於一個轉捩點上。屬於政治體系的五項重要因素，隨時都有急遽改變的可能。以領導階層而言，有關後鄧小平時期的高層人事安排，已經成為外界觀察大陸未來情勢發展的焦點。在現有的領導菁英當中，幾乎難以找到一個足以穩固全局的中心人物；在意識型態方面，中共也處於走資或走社的盲點上。東歐和蘇聯的經驗顯示，一個混合體的制度，並未能夠解決現存的各項難題。在中國大陸，任何三者取一的選擇，都有可能造成政治上的鬥爭，而政治運動付出的代價，已非今天的中共政權所能消受得了。最後，談到軍人的角色問題。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大陸的社會變遷，已直接影響到軍隊的結構。受到改革和開放的影響，中共的軍人已無法自外於整個社會變動的脈絡。今後如果發生類似天安門事件的悲劇，我們無法想像，中共統治當局如何解釋以「人民的軍隊來對付自己的人民。」

　過去蘇聯和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交惡時，中共領導當局曾以「遠水救不了近火」，來說明中共無法提供東歐協助的理由。從地緣政治的觀點看，中共或許可以對東歐發生的一切改變視若無睹，但卻無法對迫在咫尺的蘇聯無動於衷。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中國大陸的統治者和民眾，都以關切的眼光，注視戈巴契夫的改革動向。另一方面，我們實在不了解，北京領導階層為什麼那麼恐懼「和平演變」？如果透過和平的演奱能增加民眾的福祉，能帶動國家的現代化，那不是所有中國人所期望的目標嗎？（作者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