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向激情說不的人

也許，能有些理性的聲音，在沸騰的台灣壓力鍋上，澆灌些涼意，是任何處於混亂社會的必需。

＜span class=’Doc’＞以理性判斷

法國的政論家、思想家、史學家、戰略家雷蒙•艾宏（RaymondAron）就是個例子。他理性的聲音伴著法國知識分子度過艱苦的二次世界大戰、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戴高樂統治、學運、工運及左派勢力大反撲，讓法國知識界、政界能在最混亂的戰後經濟中穩步前進；並在左派社會主義意識最高張的五○年代，讓法國免於走上恐怖的無產階級專政；更在六八年激烈的學運、工運中，代表沈默的中產階級大眾要求理性、秩序。

這位曾被主導法國知識界的左派思想家如沙特、阿都塞等人，指為「右派」的思想家，在一九八一年（他死前兩年）被知識分子票選為法國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頗出一般人意表，一位法國知識分子如此驚歎︰「人們認為他（艾宏）是個智慧性的人，但他卻是個右派！」彷彿有腦子的人都不可能選擇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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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艾宏卻是個敢於跟流行激情逆向而行，並且依照自己對真相的理性判斷，去掌握問題方向的知識分子。

譬如五○年代初期，知識分子不左傾者簡直不容於天地，艾宏卻寫下「知識分子的鴉片」，指出史達林的專政比希特勒的法西斯對人類有更恐怖的貽害。十年後索忍尼辛與文化大革命向世人證明了這個分析。又如五○年代末期，右派保守分子仍堅持北非殖民政策，他寫下「阿爾及利亞悲劇」，指出為法國長遠利益應協助殖民地獨立，因而被戴高樂等人孤立。數年後法國自動退出北非。

這種敢與主流思潮抗爭的作法，在於艾宏對事情真相儘量採取理性的分析與掌握。在他身為政論家的四十多年生涯中，最明顯的例子之一，莫過於他對德國的態度。

＜span class=’Doc’＞尚武和平

身為法國猶太人的艾宏，儘管在大戰時眼見希特勒瘋狂地屠殺猶太人，卻在戰後以法國的長期利益著眼，馬上提議應與德國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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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早在一九四六年，艾宏就已經不用民族的情緒，來看法國與德國的關係。當時雖然納粹大肆屠殺猶太人，但在倫敦參與法軍反抗陣營、任「自由法國」刊物主筆的艾宏，卻幾乎一篇屠猶政策的文章都沒有。事後他在「雷蒙•艾宏––入戲的觀眾」一書中承認，他因為自己身為猶太人，理應在言論上避開與自己有直接關聯的主題，以示媒體言論的公正。

艾宏的理性態度，最有名的應是反映在他的國際關係理論上。這個被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尊為師表的「尚武和平」理論，主要是認為，二十世紀的戰爭應是「有限性的戰爭」，而不是「全面性的毀滅」。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個「全面性毀滅」的惡例。因面子、意識型態而要求敵人「無條件投降」的做法，不僅會讓戰爭中原有的理性目的消失，也讓戰爭的暴力層次達到極端，而且是冒著毀滅自己國家的危險，即使得到了情緒上需求的絕對勝利，也只能維持脆弱的和平，造成未來國與國間報復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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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class=’Doc’＞理性是唯一出路

艾宏的「理性」思考方式，最基本的原則是他拒絕以「道德」的眼光來處理政治問題。他認為，以道德（或理想中的原則）來要求或批判眼前的狀況，很容易就顯得問心無愧、大義凜然，眼中的世界黑白兩分︰拒絕改變政治立場、不濫用權力間的關係等等。但是這種站在全知全能角度來寫政論的方式往往忽略政治現實與事實真相，因而往往也就只見滿紙噪然的情緒與理論，對實際狀況無所幫助。

艾宏最喜歡批評的例子是他的小學同學，存在主義大師沙特。沙特即使在蘇俄集中營惡名已昭彰的年代，仍然拒絕承認共產主義應該接受檢討。

也因為如此，他認為政治評論除了理性之外，還需要提出積極的建議，也就是堅持一種負責任的批評態度。他常在寫一篇批評文章前先自問︰「我要是當部長，我該怎麼做？」艾宏認為當今的知識分子在批評前很少做這樣的自問︰「他們（知識分子）認為這些都是技術人員、技術官僚的事。……他們渴望能有一種解決辦法來造出大同世界，但這些見解基本上是命令式，或是從學理、公式中得出，而非從實況中分析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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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樣一個二十世紀末在法國，影響力僅次於人類學家李維•史陀（LeviStrass）的思想家，法國知識分子不是沒有批評，尤其是他過於理性或不夠理想主義。但是對一個成熟的社會，理性本該是唯一的出路。在分析人類未來時，艾宏語重心長地說︰「人類除了理性與科學之外，別無其他希望。若要這條路走得有意義，條件就是要信任能趨向真理的思考。也就是要區別幻覺、激情、期盼，以及可證明的真理。」

我們或許不能要求光是參與討論統一車牌顏色就會打起來的計程車司機，或是上下竄動的股巿，甚至因為某種無名恐懼就大舉辦移民的中產階級巿民，相信關於台灣唯一的出路就是「理性」。但是我們衷心希望台灣的知識分子、政治人物和傳播媒體等意見領袖，能保持冷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