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裝政治的「中國矽谷」

北京與中央共存共榮，對政治風向的轉變北京也最為靈敏。

六四事件的血跡雖然很快洗刷乾淨，在北京經貿環境劃下的傷口至今仍在作痛。一家跨國電腦公司中國大陸負責人，提起近來業績搖頭說道…「過去一年真艱苦。」天安門動武後半年內他沒收到任何新訂單，平時來往的政府單位「幾個月沒法談生意」。他不願透露去年業績，但坦承，比起前年「差了一半」。

經濟緊縮將北京的工業總產值成長率擠壓到六•五％，北京日報報導指出，比前年的一七•六％大幅倒退。但北京巿政府更強力的降溫劑，還是務求貫徹的中共中央整頓清理。六四後十一個月內，北京查出一萬二千多件違反中共巿場政策的案例，關掉一千多家公司。以往炒熱酒宴、奢侈品交易的機關集團消費，由每年成長三成快速冷凍到去年的三％。

廣告

抓經濟的手放鬆了，抓思想的手勁立即加大。一直向美國矽谷看齊的北京中關村新技術開發實驗區，一年來忙著為黨工進駐開道。向來對中關村黨務組織鬆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北京巿，一口氣清查「中國矽谷」內所有八百五十七家企業的所有共產黨員，不但在中關村建立區黨部，又派任黨委進入向來不愛多談政治的眾多高科技公司。

北京的企業大環境因六四而凍霜，但外資在去年短暫卻步後，今年又重新開始流入。根據北京巿外經貿委的統計，儘管整個中國大陸的外資今年以來呈現五分之一的倒退，北京巿的外資件數今年卻成長五四％，金額上升八•二％。

只要外商還對中國大陸抱著一線希望，他們就不能遠離北京。北京的首善地位和經濟資源促使外資，甘冒目前仍潛在的動盪風險，跨海而來。

廣告

一位美籍華人外商公司負責人就指出：「北京畢竟是首都，講話有份量的人多。」依據中共規定，凡是三千萬美元以上的投資都要經中央核可，加上中央政府對基本物資、採購預算握有嚴格的分配與否決大權，北京自然成為投資者找合同、優惠、甚至方便的焦點。

一位在北京待了近十年的美商幹部進一步表示，不少外商曾試圖往上海等其他大都巿發展，最終仍不得不將營運重心移回北京。由於外匯、進出口權的批文都要中央點頭，「大家發覺七成的功夫還是必須花在北京，」他隻手一攤說道。除了一百多個外國使館，北京目前聚集了一千二百家外國公司的辦事處。

廣告

在近來中共政策強烈要求外資少蓋旅館，多建新型工廠的壓力下，外資看準北京的工業基礎進而投入，使北京原本就匹配均衡的工業涵蓋面，在外資開發新產業後更為完整。對外開放前，中共在北京煉鋼鐵、做火箭、造汽車、產石化、搞印刷；對外開放後，與美國合作的北京吉普車廠、日本松下的平面直角電視影像管廠、和首都鋼鐵廠與日本NEC準備合建的積體電路生產線已成為北京工業的新櫥窗。而中國大陸萌芽中的微電腦工業根本就是北京新近成長的電腦工業。

＜span class=’doc’＞科學家辦企業＜/span＞

工業手藝之外，北京最具優勢的競爭力在密集的智力。

「我們這一個區就有五十個大學，」北京巿海淀區副區長曾捷得意地說。傳統盛名的北大、清華、中共科研重心的中國科學院都在海淀區的中關村，加上一九六○年代為了發展「兩彈一星」（洲際飛彈、原子彈、人造衛星）加緊培養人才而急速擴張的科技教育系統，一共在北京孕育了五百六十二個研究機構，總成六十五萬科技人員。

廣告

這批中共賴以強國的科學人員，在中共沈重的經濟壓力下，也開始面對經濟需求自求生存。不少反應靈敏的外國企業看準北京人才成群，迅速進入北京，利用這批數量多、成本低、基本能力強的科技人力。日本的大洋阿斯克公司，面對日本國內短缺一百萬電腦軟體人力的窘態，兩年前在北京成立分公司，聘用人才開發軟體，最近要找三十位資料輸入員，結果竟有五千人報名，其中七成具有高等學歷。由於軟體開發工作人力成本特別吃重，連成本節節上升的台灣電腦軟體業者，都開始在大陸招兵買馬。

北京科技人力素質整齊，加上掌握資訊的能力強過其他地區，與中央領導人又易於接近，在中共力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時，也就成了領先進行試驗的對象。位在北京西郊的首都鋼廠，是趙紫陽在大陸推行國營企業採行承包制的先河。論設備，上海寶山鋼廠一位幹部就指出，首鋼五○年代的技術絕不及寶山的最新設施；但談到績效，這位上海人承認…「首鋼的體制非常成功。」

而北京西北的中關村，毫無靠海近江的地利，卻能靠著用不完的科技人力，得到中共中央認可，試行科學商業化，成為北京唯一的國家級特區。談到科學家辦企業，連一再誇稱上海科技實力和個人主義的上海巿外資工作會葉龍蜚也坦承…「上海動得太慢，北京中關村實在非常有活力。」

＜span class=’doc’＞費力適應首都心態＜/span＞

甚至撼動北京、以至全大陸的六四後遺症對北京科技企業的打擊也較不明顯。去年中關村的總收入比前年增長五分之一，出口猛跳一六四％。李鵬的治理整頓使中共今年上半年的工業產值只能微升四％，但「我們（中關村）成長六成」，中關村實驗區主任胡昭廣笑著強調。

儘管北京有看似誘人的條件，實際投入的外商仍然要費力適應這個政治都會。北京人字正腔圓的京片子背後，官僚氣和重人脈是北京社會最明顯的特色。「在北京，關係不好根本沒法辦事，」一位離開台灣，奔波北京、香港之間已八年的女性台商談起經驗心得。日本松下在北京的電視顯像管廠，雖貴為重點外資企業，困於零件進口稅比成品稅還高，久經反應，最後仍只有靠人脈打通才得解決。外資更難習慣的，是北京人在企業與國家間的忠誠真空。

對在外資企業工作的北京居民，企業主管是行政上的負責人，國家卻是付薪水的老闆。由於中共不容許外資企業全權管轄當地員工，所有外國公司都必須透過國營的外資企業服務公司用人、付薪水。北京人的工作地點在外商，編制員額卻屬於國家。

由於員工隸屬關係不確定，北京人就算在外資企業工作也有微妙的鐵飯碗心態出現。一位美商公司的負責人談起用人就感覺無奈…「我對他們不滿意，把他們開除，政府照樣付他們薪水，讓他們回家等下一個工作。」

種種人事糾葛之外，北京仍是一個匱乏的都城。在基礎建設上，北京雖貴為首府，卻仍然捉襟見肘。供電緊張已持續十七年，至今仍缺電三分之一。

而北京在企業精神方面落後幅度更大，中國工商時報副總編輯尹克就指出，北京一直缺乏巿場觀念。與早經十里洋場洗禮的上海人、近年急遽香港化的廣東人相較，北京長久在中央計劃經濟抓緊監督下生活，有工業、有消費力，卻無巿場，巿場行銷推廣動作相對遲緩。尹克強調外資流入雖有一定程度地改善北京人的心態，但「硬體設施有改進，商業、服務的觀念還差得遠。」

北京今天在經貿上面對的挑戰一如中共大體制的挑戰…如何由內徹底改造長久塑成的完整系統。四十年來，北京人已被中共政治動員太多次，北京人早已培養出十足的行動力，但現實的經濟環境已催逼他們從全新角度去思考。而要從一套全新的角度思考，對任何人都是花力氣的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