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建金礦百家競逐

　六年國建中，交通與通訊建設雙管齊下，台灣地區民眾將會有空間距離逐漸「縮近」的感覺。例如，預定民國八十七年完成的高速鐵路，台北到高雄只需要二小時，首先就推翻現代人「朝發夕至」的經驗。同樣的，人們在綿密的通訊網路中，用可以看見對方的影像電話彼此聯絡，以電腦傳送資料，即使不出門照樣也可以寒暄往來。

　因此，佔八兆兩千億經費過半的公共建設，固然使水泥、電線電纜等基礎產業搖身變成「天生贏家」，美、日、歐等國也競相前來承攬生意；土木、營建業更出現「監工由月薪一萬多漲到三萬多還缺人」的熱絡；由學校教授和工程專家們組成的各種工程顧問公司，更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在大計劃裡以小包方式分食營建大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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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圈和商圈、再加上工業區、醫療網路的重新規劃，又使得服務業有一展身手的機會。「在生活圈中提供資訊、諮詢等各種專業服務的服務業必然因此而崛起，」台灣經濟研究院資訊處處長吳再益預測。這些提供專業服務的公司，人數可能不多，「但每個都是專家，能獨立處理個案，」他指出。

　

＜span class=’Doc’＞隆隆戰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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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如今天，傳統服務業也在大財團大企業的改頭換面下衝擊頻頻。

　例如，六年國建中，台灣地區預定規劃十八個兼具工業區、醫院、住宅、購物中心、學校和休閑場所的生活圈。以九個兄弟經營的福華飯店就準備發展全省性的連鎖飯店；看準每年一千億的全民健康保險巿場，港商屈臣氏也正在連鎖店附加藥房服務；每年五千億的零售巿場中，萬客隆、遠東愛買、統一超商、味全安賓等量販或便利商店也已在呼之卻出的新商圈附近就位，擂起隆隆戰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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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十座大型焚化爐的興建，家庭、事業廢棄物的回收與處理，使得環保署和美國在台協會紛紛發表台灣地區至少有一兆元環保巿場的數字。在這個外商林立的巿場上，兩年前成立、專門做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的環瑞實業雖然不起眼，但是因應業務需要，員工卻從五人成長到四十人。「發展步伐必須回頭配合管理的能力，」留著一臉大鬍子的環瑞實業總經理劉偉成解釋。

　甚至連已經在行政院八大重點科技中除名的食品工業，仍然可以在六年國建中找到新的巿場。先進國家流行的大量生產團體膳食正是其中之一。這種由食品工廠採購材料、進行加工，再透過運銷管道供應學校、機關、公司、工廠等單位餐飲服務，雖然「少了一點個性，但具備現代人最重視的衛生和安全，」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馮臨惠強調。

　新巿場的出現，帶來機會，也帶來分工合作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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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原本是競爭者的泰山企業和金車飲料，最近聯合起來，由金車飲料生產泰山品牌的可樂，一方面藉單一量產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也減少重複投資的浪費。

　

＜span class=’Doc’＞避不開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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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客戶處理電腦業務的中國嘉通，則進行著另一種領域的分工。十年前開始，中國嘉通嘗試透過電腦連線，把客戶的電腦部門「搬進」中國嘉通，並視客戶需要提供日報表到月報表等整理好的資訊。國內資訊軟體業霸主的中國嘉通，目前已有四、五十個這類型客戶，因為，「我們替企業節省掉龐大的電腦人事、設備成本，以及年年更新的煩惱，」一名中國嘉通高級主管解釋。未來，企業把整個電腦部門搬進類似嘉通的專業服務軟體公司，將是越來越普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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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型態的金融服務業更避不開這一波衝擊。資訊化、電腦化的步伐也必須邁得更大。例如，電信局進行中的整體數位服務網路（ＩＳＤＮ），透過光纖電纜連接個人與外界的通訊後，一般人只需要利用電話按鍵就能進行銀行轉帳或坐在家中透過數位化電視盡情採購；由資訊工業策進會推動的「電子資料交換系統」（ＥＤＩ），更將把傳統交易中繁瑣的商業文件變成兩部電腦間的對話，公司不再需要填寫厚厚的表單、合約，而改用電腦直接進行交易。

　

＜span class=’Doc’＞追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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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跨部會推動的「智慧卡」（俗稱ＩＣ卡，可以儲存近百頁的個人財務信用和醫療紀錄），又使得民眾手持一卡就能解決餐飲、逛街、借貸和上醫院的問題。「這些趨勢都點出繼證券業電腦化後下一波就是金融自動化，」太平洋證券企劃協理陸建偉指出。

　同樣的，由於民國八十九年台灣地區個人電腦使用者將在四五○萬人以上，而且根據資策會的預估，到民國八十九年，進入資訊社會的台灣將需要四十一萬名電腦專業人員，因應需要的電腦補習班必然將更熱門，以滿足從公司行號到個人學習使用電腦的需求。

　朝一萬四千美元國民所得邁進的現代化社會，也將為提升產品與服務的品質，而開啟傳授「提升品質技巧」顧問公司這個行業的大門。「對品質的追求是隨國民所得多寡而來的，」資策會巿場情報中心副主任陳榮宏分析。

　新產業的興起，同時也反應著舊產業的沒落。吳再益指出，在六年國建的基本架構中，衝擊最大的還是傳統勞力密集產業和中小企業。未來數年，由於匯率、工資仍然居高不下，勞力依然缺乏，勞力密集產業除非努力走上自動化，技術提升和創造產品附加價值，「否則也只有外移一途」。

　

＜span class=’Doc’＞缺乏執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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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以往強調彈性、韌性的中小企業，除非走上專業化、科技化和知識化的企業型態，「匯集專家群一起做專業性服務」，否則也很難和大企業競爭，因為「個人主義很難在以整個國家為導向的競爭中出頭，」吳再益觀察。也因為如此，國內業者對外國競爭者殺進台灣分食六年國建大餅的趨勢特別戒懼。

　除此之外，更令業者疑慮的是政府對實際執行六年國建，至今還缺乏執行的全面決心和意志。一位關心六年國建的企業負責人就發覺，目前，除了李登輝總統、行政院長郝柏村、相關部會首長和少數經建會高級官員外，能夠清楚說明六年國建內容的官員沒幾個，以至於形成「上面唱得很響，下面我行我素的氣氛，」他指出。

　政府這種上下缺乏共識的情形，直接影響到的就是重大公共工程的推動。已動工的捷運系統和第二條高速公路固然飽嘗土地徵收困難的痛苦；尚未動工但關系到改造台灣「空間感」的高速鐵路，也可能因計劃中只停七站，而影響到只經過而不設站的縣市的配合意願，致使他們拒絕針對鋪設高速鐵路進行土地徵收。「無法因高速鐵路而獲益，他們為什麼要配合？」一位交通記者觀察。

　

＜span class=’Doc’＞不是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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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上普遍缺乏因應資訊化社會所需要的資訊人力，同樣也是問題。根據行政院核定的「資訊工業部門發展計劃」（一九九○－二○○○），台灣地區資訊人力需求在民國八十九年時將達到四十一萬人，但目前正式教育系統能提供的只有十六•五萬人，不足的部份多達二四•五萬人，也給整個社會資訊運作的能力掛上一個大問號。

　更進一步，八兆兩千億的巿場固然可觀，如果政府防弊重於興利的心態不改，民間企業能夠參與多少國建計劃、培養多少技術人力也是問題。明顯的例子就是攸關政府施政決策的戶政電腦化，觀念雖新，但是在電腦採購和預算審查上卻沿用數十年前老辦法，拖拖拉拉五、六年都未定案。「假如國建計劃都是這麼做，六年下來又能做多少事？」一位電腦專家這樣質疑。

　為了解六年國建可能帶來的新巿場機會，從頭到尾把六年國建讀過七遍的陸建偉則比較沒有這樣的疑慮。六年國建與烏托邦的差別是︰「前者有六成的計劃是既定，已做好可行性評估的，」他樂觀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