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將是中國人的媒介

因為愈多元化，就代表每個人的選擇愈多，有愈多的可能；有愈多的可能，你去選擇的時候就越民主。你可以選擇不打架，你也可以選擇打架。但是只能不打架、一定不能打架跟能打架還是不要打架，這之間是有區別的，不管它是好的還是壞的。對我來說，選擇性愈多，就是愈民主的社會。我當然覺得現今的亂態是不應該的，但它卻是必經的過程，這些現象是可以被理解的。

至於談到我個人在這十年來的改變，我想是在一九八五年三月，我離開台灣，去了紐約，然後在那邊想我到底該走音樂的路還是走醫生的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以後，又去了幾趟香港，然後決定在香港set up下來，放棄醫生，回到音樂的領域來，做電影配樂、作曲，做自己想做的音樂。我現在之所以選擇停留在香港，是因為我曾去過紐約，所以我會覺得資本主義社會對我來說是比較能夠適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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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是世界上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而香港在東方來講，也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我會覺得資本主義方式對我來講會覺得它的自由度比較高一點，選擇性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是一個不怕危險的人，我不怕自己在都巿競爭的叢林會迷失，或被其他的野獸吃掉；我只怕說這個叢林不能給我足夠的選擇來過我自己要過的生活。香港是一個自由港，進進出出什麼東西都很方便，它提供你一個四通八達的管道，所以這種方便及易於跟外面接觸的理由，使我在香港待下來。

＜span class=’doc’＞共識待建立＜/span＞

對於現代的中國人而言，大家都不想互相干涉，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共識」的問題。不管是在台灣、中國大陸或是香港的中國人，很多人都想移民出去。每一個中國人在自己的地方，卻都拚命想往外逃，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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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講「共識」這個問題，就是因為我覺得音樂這個東西在九○年代，會是一個很好的媒介，它能夠使中國人彼此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讓中國人不再互相殘殺，而是慢慢來解決一些問題。我想這些在我的潛意識，就會要我的「音樂工廠」來做。有了「音樂工廠」，每個月就要開始生產，你每個月開始要談金錢，談資本主義、薪水、月租，拉拉雜雜的，每個月會很可怕的，這些東西在以前對我來說是從來沒有過壓力，現在有了這種壓力，我就非做不可了。所以不能再靠抗議歌曲，靠什麼年輕人的代言人，我自己已經變成體系的一部份了。

另外談到台灣未來發展的趨勢問題，我覺得台灣非「現實」不可，如此一來，你才會去分析到底台獨或者是統一，它之間的價值在那？你才能去分析什麼樣的競爭是公平的？什麼樣的競爭是不合理的？什麼樣的守法觀念是大家必須遵守的遊戲規則，使侵犯別人的傷害減低到最小的程度。因為競爭和鬥爭是不一樣的，社會主義是鬥爭、資本主義是競爭，競爭是如何去強化自己來贏別人、鬥爭是怎麼樣去把別人打下來，這是完全不一樣的道理。（柯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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