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資搶攻大陸

　而在馬來西亞，由於華人佔總人囗三分之一，經濟上的權勢更是懾人，雖然馬國政府不斷試圖以法令，強制華人把企業讓出來，但終究是徒勞無功，可見華商勢力之強大。

　整體而言，根據一項保守估計，一九九○年，亞洲海外華人的國民生產毛額竟然達到四千五百億美元，較整個中國大陸的ＧＮＰ高出四分之一，而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已達到西班牙八○％的水準。

　這張漂亮成績單背後的基礎是很扎實的。

　中國人傳統以來有儲蓄的習慣，及高明的投資手腕。亞洲地區華人，普遍儲蓄率都佔ＧＮＰ的二五∼四五％，形成全球最大一股流動資金。

　以台灣為例，外匯存底超過八百億美元，高居世界第一，台灣地區的銀行存款達到三千億美元的天文數字，如果再加上黃金和地下經濟，一般估計存款總額可以到六千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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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球而言，海外華人的流動資產估計在一兆五千億美元到二兆美元之間。而日本這個超級經濟大國雖然人囗是海外華人的二倍，一九九○年的銀行存款不過大約在三兆美元。

　海外華人掌握這筆天文數字的資本，事實上是經過獨特的社會、經濟運作模式，逐步累積起來的。

　中國人的團體凝聚力並不像西方人是以法律為主，反而是靠家族、宗親的關係，把一盤散沙似的華人聯繫起來。華人資金的流動也主要是靠這種網路。

　同時中國人傳統以來對政治的畏懼冷感，所以一方面華商不斷透過政商關係結合來保障本身安全，一方面又極力避免當地政府部門深入華商腹地、干擾生意運作，這使得華商的活動常罩著一層神祕面紗。

　家族、宗親、同鄉的關係在華商行為模式中，扮演著西方人想像不到的影響力。例如，在台灣金融外匯管制還很嚴格的那段時間，一個人可以在台北的銀樓存一筆錢，他的親戚就能在香港連鎖的銀樓提出一筆相同的款子，沒有執行上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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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家族企業」更是華商企業的主要型態，家長型領導也是最主要的管理模式。「老闆說了算」成了普遍現象。

　在西方，企業主要是交由專業經理人來管理，公司創辦人常在營運上軌道後，交出經營權，而成為股東。

　但華商的運作模式並非如此。

　在長期家長式領導下，一旦創辦人出了什麼意外或病危，通常都會急召子嗣回來「入繼大統」，接掌經營權力，不論這人是不是這方面的專才。

 

緊握權力

 

　甚至像香港李嘉誠企業帝國或是泰國夏隆集團，雖然已將富可敵國的企業完全專業化，唯獨在「權力」這一點上，卻絕不放手。

　最鮮明的例子莫過於香港船王包玉剛。

　雖然他沒有子嗣，卻把帝國留給了女婿，其中有一個香港商人、一名新加坡醫生，甚至包括兩名非華人的外國人，只因為他們是他的「女婿」，是家族一份子，所以奧地利商人和日本醫生也承繼了令人羡慕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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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和宗親、地緣凝聚了華人企業，而巿場導向的實質高利率和低稅負更使得喜好投資金融的華商迅速累積財富，而整個華人世界也因此存在一個非正式的資本巿場。

　這個資本巿場固然非常龐大，但也有負面影響。舉例而言，一般華商，就沒辦法像南韓大企業一樣，獲得政府全力支持的低利率融資，所以相對之下，發展就受到限制。

　不過當然，華商中還是不乏世界級巨人，例如印尼雷氏家族企業營業額相當於全印尼ＧＮＰ的五％，台灣如蔡萬霖家族等億萬富豪也有十餘位。

　家族企業所擴展出來的營運網，具有決策迅速和對巿場反應敏銳兩項優點，但缺點則在於不夠制度化，當公司邁向國際化時就會形成瓶頸。

　最近的趨勢顯示，新一代的華人企業菁英已正試著圖突破瓶頸。

　一位香港商業世家第二代就明白指出，過去中國人的生意網路靠家族、地緣，但未來專長、學歷將成為新的連結網路。比如說，同一家學校ＭＢＡ出身，就可能是商務往來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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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強求改變

 

　雖然一些西方式的運作模式正滲入華人商務，但家族繼承的傳統還是太深，例如，香港李嘉誠還是把他的帝國放出部份，讓他兩個兒子經營。而想要把家族在公司中的股份降到三五％以下，對華人企業更是不可能的夢想。

　香港大學教授戈登（Gordn Redding）就指出，華人最擅長的商務不外乎貿易、不動產、船運、伐木、開礦，而上述幾項行業不論規模多大，只要你能發揮決策迅速、對巿場反應快等兩項家族企業特性，就可以無往不利。但進入其他範疇，華人就難以與韓、日、西方國家爭雄了。比較例外的可能是李嘉誠的電訊和衛星事業。

　戈登也認為，華商企業固然有其體質、融資上的瓶頸，但也有其特色，不必強求改變，更何況造成今日華商型貌的一些因素，如高利率、低稅、欠缺制度化等商務結構也都沒有改變，未來華商改變型態的可能性不高。

　最新的趨勢是，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給海外華商一個絕佳的發展機會。

 

大陸的改革開放

 

　過去十五年來，中國大陸是全球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地方，而主要的關鍵就在外貿和外資大量成長和湧入。

　中國大陸外貿總額已達ＧＤＰ的三分之一，去年外資投入大約在一百一十億美元，外資甚至參與了公共建設的進行。

　雖然日本是中國大陸獲得貸款的最重要國家，但直接的外商投資卻主要來自海外中國人。台灣和香港就佔了直接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二，東南亞佔了一○∼一五％，這些直接投資正以驚人的速度改變中國大陸的經濟。

　在這過程中，海外華商的行為模式又再度發揮，家族、地緣展現絕大影響力。香港人最喜歡和廣東人做生意，全港對大陸投資有五分之四流入廣東，同時也有五分之四的港人在廣東有親戚。大部份台灣的資金則流向福建。

　雖然台海兩岸仍然嗅得出濃厚政治敵意，但華商迴避政治力干預的傳統，仍然使台商絡驛於途，前往福建投資。

　日本和西方國家眼睜睜的看著香港和台灣搶下最「可囗」的經建大餅，卻無可奈何。香港銀行家估計，到大陸投資的回收利潤是到東南亞投資的四倍。

　經濟同樣落後的大國印度和俄羅斯，對中國大陸擁有如此豐厚的海外資源，也艷羡不已。

　中國大陸抱持著優厚的人力資源和自然條件，加上六百年來陸續移居海外、艱苦茁壯的海外華商，正摩拳擦掌，準備在世界經濟競賽中奮力前躍，爭取佳績。（取材自經濟學人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