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主義之死

　賈特納從全球政治、經濟與金融運作的結構發現，「不論對美國本身或全球政經體系，放任哲學都是一個錯誤的偶像！」整個冷戰時代，美國為了向全世界推銷這個神聖的理想而付出巨額的代價，更種下國際經濟秩序蕩然、成長低迷的惡因，再不趁冷戰結束之際全盤拔除如此根深柢固的迷思，美國就將與十九世紀高唱放任主義的英國一樣，淪為政治與經濟上的二流國家。

　

＜span class=’Doc’＞霸權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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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於一般學者的純經濟分析，賈等納並不從理論辯難的角度切入，而著力解析放任主義如何與美國世界霸權的地位相結合，他用「霸權邏輯」來說明，當美國二次戰後國力鼎盛之際，技術與資金實力遙遙領先其他國家，自然希望全球市場能開放，凡是原料、資本、工業產品與服務業都毫無阻礙自由流通。十九世紀的超強英國也基於同樣的理由宣揚自由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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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東西對抗時期，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集團的領導，還必須負起軍事與政治理念鬥爭的任務，「一九四○年代末期以來，美國的全球策略就有兩項基本前提：阻遏共產主義，並且按照放任主義原則整合全球的商業與金融活動。」做為自由開放貿易與民主政治的楷模，美國霸權開始把空幻的道德理念與國家利益混為一談，而其結果就是賈特納諷刺的「把自己的國家利益看做是在實現全球的自由市場。」

　所以即使採高度保護主義的日本與德國，因為他們站在反共產陣營一邊，同樣得以進入全世界最大的市場（美國），並且贏取不公平的經濟利益。當美國為冷戰支出浩大的軍費與援外經費的同時，美國的貿易夥伴卻逐漸茁壯。

　

＜span class=’Doc’＞自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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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放任哲學的老祖宗李嘉圖（Ricardo）那，美國找到自我安慰的藉口。李嘉圖認為即使只有單邊的自由貿易，對開放市場的那一國仍然有利，消負者儘可以把外國政府對其產業的補貼視為「禮物」，而能在市場上買到價廉物美的外國產品；也因此美國從未有真正的產業政策。市場機能的好處在能做資源的最適配置，汽車、鋼鐵、半導體、客機製造業，各自會在全世界尋求最適宜的生產與銷售地點。

　但所謂自由貿易的理想卻充滿自我矛盾。以推銷美國式經貿構想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ＧＡＴＴ）而言，李嘉圖的樂觀想法太不切實際，如果只有單方面撤除貿易障礙，對自身的產業發展還是有妨害。因此ＧＡＴＴ各階段的會談全圍繞在條件交換上，以汽車關稅降低交換工具機限制解除，以開放銀行交換保險業。並且章程中第三條反傾銷稅，十二條允許收支不平衡國有權對外國產品採差別待遇，十九條的規避條款明言如果輸入品嚴重傷害國內產業，也可採差別待遇。凡此種種都說明「ＧＡＴＴ的運作是建立在自我限制及對報復的畏懼之上，而非真正自由貿易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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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更來自於美國的冷戰政治，賈特納栩栩如生描繪美國為了防止有軍事用途的產品流入共產陣營，所發明出來精采絕倫的「輸出管制名單」，兩年前連二八六個人電腦都在黑名單上，列為管制輸出有軍事潛在用途的產品，活似時代倒錯的中情局冷戰諜片情節，使美國產業受到最不合自由貿易理念的限制。

　事實上，根據賈特納的觀察，作為世界霸權，美國的國家利益反而在軍事、政治與經濟意識型態的多重干擾下迷失方向。但是作為霸權國的諸多利益又使得美國不願認清國際現實。

　在二次戰後歐洲各國還企圖從崩潰的經濟重建時，美國已經是首要的經濟金融強權，美元是絕大部份國際商業交易的貨幣，直至今日國際儲備也有七○％是美元。在歐洲亟需美元購買美國產品的時候，馬歇爾計劃與美國私人資本似乎是經濟動力唯一的泉源。相對於各國被低估的貨幣，美元特別值錢，觀光客在歐洲「五塊美元過一天」。美國在海外聲勢高漲，美語成為通行的商業與政治語言，基至當美國收支有赤字時還可以增發通貨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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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與金融霸權的滋味非常誘人，戰後出現的國際機構全由美國壟斷，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至ＧＡＴＴ，各項決策無不由美國一手主導。

　同樣基於放任哲學，美國從一九五○年代開始就主張「恢復全球各主要貨幣間的完全可兌換性的最重要的金融目標，因為這是資本與商業得以自由流動的前提條件」。復興中的歐洲當然沒有匯率與資金自由化的條件，一直要到一九六○年代才實現美國的構想。七○年代，由凱因斯理念主導的戰後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浮動匯率制度進一步把全球金融推向放任主義的不穩定深淵。

　

＜span class=’Doc’＞「卻里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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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如此，作為國際通貨的美元也帶給美國本身無法解決的兩難困局，因為國內與國際間對美元的需求循完全相反的方向，聯邦儲備銀行為了防止國內通貨膨脹，同時要滿足各國經濟大幅成長後對美元的遽增需要，面臨經濟學家所謂的「卻里範兩難」（Triffin Dilemma），在緊縮與放鬆貨幣中舉棋不定。

　但是霸權的虛榮使美國身處巨額雙赤字與美金沈重的負擔之中，仍不願放棄對全球金融的決定權，拒絕法國所提以新的國際貨幣單位代替美元，並且刻意緊縮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可運用的資源（拒絕增資的提議），賈特納分析其中的動機，「如此各國從國際公共金融機構得不到有效的援助，只能求助於美國的對外援助或美國私人資金，」更加鞏固美國霸權的地位。

　而一意推行放任政策的國際貨幣基金在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時指定用途，窮國只能循基金會的建議擬訂緊縮政策：貶值、降低工資、縮減政府與社會福利開支。賈特納指出，經驗證明這一套標準自由經濟程序完全無效，第三世界國家在喪失經濟策略的主導權後，外債問題更加嚴重。

　

＜span class=’Doc’＞強調參與感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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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政治、反共意識型態與放任經濟政策在雷根時代達到高峰，但這時美國在技術與金融領先的地位早已不保，倡導自由貿易更加不合時宜。

　賈特納以整整一章的篇幅討論今日世界經濟軸心的「日美關係」（Nichibei），企圖為明日世界的霸權結構定位。他發現其實所有的貿易糾紛都只在一個簡單的區別，就是只有美國還執迷放任哲學不放，而歐洲與日本則向來信服「策略性經貿」與「產業政策」。對日本深有了解的布列斯多維茲曾說：「美國人相信美國式資本主義與放任的國際貿易不僅優越，並且在道德上是正確的，任何偏離都被視為不公平貿易。」錯誤的迷思才是未來國際社會整合的最大障礙。

　新的經濟作風必須由純粹的市場與利潤導向轉為強調參與感，賈特納認為在放任哲學之下雇主與勞工之間只是純由價格利益決定的「偶然結合」，依於利而非依於義，當然缺乏長期的承諾。

　管制也是必要的，雷根時代的金融管制解除證明是災難的根源，問題應該在管制的策略而非管制的有無。在國際間也需要更有公信力的中央銀行層級機構，節制完全由私人資本主義的市場運作。

　

＜span class=’Doc’＞尋求高成長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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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特納倡議向一九四四年參與設計布列頓森林體系的政治家學習，學習他們的「坦誠與想像力」，企業在多元化的世界體系，不為意識型態與私人利益所蒙蔽，尋求一個普遍高成長與穩定的全球經濟發展。

　這正是凱因斯那一代所要追求的，也是尹仲容那一代認為台灣應走的方向。

　而今天的台灣究竟要不要向美國商務部的官方哲學全面認同，不只是值得深思，更是值得警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