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兩岸情勢緊張引起各國注目。最近出國講學，多次被問及相關問題，以及台灣對中國進行學術研究的情況。在外人的設想下，既然中國對台灣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台灣應謹慎研究才是，但事實卻非如此。台灣學術界因普遍的鴕鳥心態(不願面對)，及國內政治的民粹氣氛(令人不敢面對)，因而極少進行有關中國的研究，這的確教外人難以理解。
在台灣對中國的關係上，這種矛盾處處可見。譬如，關於台灣對中國的經貿政策，現在當局採取「戒急用忍」政策，這問題雖極端重要，但是其中所牽涉的經濟考量，未曾有過很公開徹底的討論；即便有，也多半停留在政治性或口號性的層面，而這政策是否有經濟理性的支持呢？
當局為戒急用忍政策所提出的經濟說法是「根留台灣」，亦即認為台商對中國的投資會取代他們在台灣的投資，使台灣產業空洞化（且稱之為「空洞說」）。確實，必須有足夠的台灣企業將營運主力留在台灣，台灣經濟才有前途，這是很淺顯的道理。不過，企業需要國際化的空間來應付國際化的經營環境，我們難道要為了根留台灣而反對任何的對外投資？
其實當局曾先後提出各種替代方案，如南向、北向與東向政策，甚至提供相應的優惠措施鼓勵對外投資。
可見，他們並不擔心對外投資會使台灣空洞化，「空洞說」顯然只是表面理由，他們擔心的其實是台商登陸的政治意涵。這有幾種可能解釋，一是認為投資本身就是「資敵」，一是投資會成為中共要脅台灣的籌碼。
資敵還是利己？
根據自由經濟理論「資敵說」是難以成立的，投資者願意投資必然是因有利可圖。實際上，台灣的轉型期剛好趕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以致於台灣中小企業能大量將要淘汰的機器設備移到大陸再起爐灶，減少了轉型的成本；同時將中上游原料輸出到中國給台商與其他廠商，使台灣對大陸產生大幅的貿易順差。此外，台灣對中國的出口比重已經與台灣輸美比例相當了，也就是說台灣與大陸華南地區，在經濟上已經藉由垂直分工的關係而緊密結合，這關係部份幫助台灣經濟在過去十年中維持榮景，並能倖免於東亞金融危機。這種新經濟關係除了「資敵」外，更有利於台灣經濟本身，而有「資己」之效。
至今，台灣的出口至少有四分之一輸往中國大陸，近來對外投資也有六成是在大陸，這些密切的經濟關係是否會成為中共威脅台灣的籌碼？其實，任何經濟關係都是雙向的，雙方的市場地位未必對等，但只有在一方握有稀有技術或原料時，這才能成為實質的絕對優勢或籌碼。所以，中共若干擾兩岸經濟活動，必然也會傷到自己。這實在不是好籌碼。
同理，某種「資敵論」也與籌碼論有關，亦即有人認為台商的投資是中國亟需的，這反而是我方的籌碼。十年前，跨國公司因天安門事件而舉足不前時，台商的投資或顯稀有，但現在跨國公司已經大舉進駐，而中國經濟也有長足發展，本身也積極培植大企業，台商的地位已今非昔比。
總之，戒急用忍的經濟政策並沒有太多經濟理性支持，空洞說連當局自己都不相信，資敵說與籌碼說也都站不住腳，或許這政策只純為配合政治策略。不過，台灣的立足點是經濟力量，政治策略豈能不考慮經濟？
（作者為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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