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山　鵝毛拔得多又巧

　一位接近顏慶章的稅務官員透露，去年六月內閣改組後，從總統府一局銜命到財政部負責讓李總統支票兌現的顏慶章次長，心裡就已經決定把王得山找來，為兩稅合一擔綱。他說：「顏次長有理論背景，但是缺少實務經驗，在稅務界又沒有深厚的人脈。租稅政策關鍵在於可行，要人推動，王得山的理論與二十多年的實務經驗，是最佳的人選。」

拔鵝毛最多，鵝叫聲最小

　在流行作秀的政治舞台上，性格溫和內斂、專注財經專業的王得山，向來沒有贏得過鎂光燈的青睞。但是在財稅界裡，提起「王得山」三個字，卻幾乎沒有人不翹大拇指。

　「用他掌舵絕對是正確的決定，」前任財政部政務次長、現任中小企業信用保險基金董事長王政一，對於今年一月底財政部長邱正雄將當時擔任台北市國稅局長的王得山調升賦稅署長的這個決定，他斬釘截鐵地說：「不論租稅理論、實務經驗、國際視野，都不做第二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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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well-prepared,」顏慶章對王得山提出的兩稅合一執行方案透露，王得山在十年前第二次賦改會擔任稅務行政組副召集人。民國七十七年，王得山又以四十八歲的高齡赴笈哈佛大學攻讀國際租稅法，他的碩士論文，就與兩稅合一有關。

　「王署長具備深厚的稽徵經驗，懂租稅實務，更重要的又能掌握租稅發展趨勢，協助形成租稅政策，」顏慶章加強語氣的說，尤其是租稅需要國際化的程度愈來愈多，「這些條件，他全部都有。」

　這位台南師範畢業，曾經當過小學老師，後來畢業於政大財稅系、財稅研究所的稅務專家，對於細節實務，有異於常人般的耐性。

　王得山是個能立即到現場解決問題的人。與許多租稅專家與稽徵機關主管最大的不同，他沒有稽徵官員常見的身段與官僚氣，經常到第一線，實地印證租稅理論的可行性。「沒有人願意主動繳稅，要降低徵稅困擾，最好的辦法就是從納稅人的角度思考」，這樣的理念使王得山經常到現場實地了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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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國七十六年屠宰稅取消前，王得山就曾經與稅務員深夜親自到台北市環南市場守夜，了解屠宰稅征收的困難與容易產生的弊端，最後建議屠宰稅的廢止。

　前年在主掌南區國稅局時，一位醫生因為利息所得是否應扣抵的問題，他也親自到現場，當場解決問題。

　「王得山最大的優點，就是做到拔鵝毛最多，鵝叫聲最小——稅務官員最高的境界，」一位資深的財稅記者比較他與前任財政部長王建(信誓旦旦以「大捕頭」抓逃漏，引起反彈，結果成為壯志未酬身先死。二者對比強烈。

出身稅務特攻隊

　王得山稽徵稅收時，既圓融，卻又能圓滿達成任務。「稅務稽徵的成本是很高的，尤其是一筆筆的查，不但稽徵機關需要大量人力，納稅義務人也非常辛苦，」王得山說，財經專業是社會科學，是多元的，這其中有很多選擇，「不能要求最佳，只能追求次佳，最好的方案通常都是妥協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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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得山的圓融與耐力是早年與大企業主周旋，以及超過十二年在地方稽徵機關與民意代表交手，練得一身的忍功。同時，還發展出一套「協商」祕訣——讓大戶自動繳稅的招數。「能替國庫拿多少算多少，但是千萬要留轉圜餘地，」這是他的祕訣。

　王得山舉最近的電腦多媒體音響部份課稅的問題為例，按照貨物稅的規定，由娛樂性的音響設備是應該課稅，「但是為了不打擊電腦業的發展，財政部就會考量還是免徵貨物稅，這就是一種妥協，」他心平氣和地說。

　但是，對於大戶所得，涉及租稅公平的基本原則，王得山卻是一點也不肯讓步的。去年底今年初，國庫最吃緊的時候，當時還擔任台北市國稅局長的王得山，就替國庫拿回了十一億元的鉅款。

　在他離開台北市國稅局前，股市已經開始上衝，他就立刻指示各地稽徵機關看緊證券公司的超級營業員的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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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得山最早嶄露頭角，要追溯到民國六十年代初期，當時財政部根據劉大中主持賦改會的結論決定成立稽核組，對外公開招考具有會計、金融、法律等專業、並具有高考資格的菁英。希望藉由成立稽核組，建立一個廉能有效的稅務特勤部隊，從查大戶逃漏著手，健全稅務行政。

　王得山就在民國五十八年，離開中央銀行的高薪工作，參加財政部稽核組特考。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中，很快在同儕四十位菁英中嶄露頭角，接替當時的租稅硬漢張耀東，民國六十六年被選為稽核組的組長。

　「現在檯面上的企業界大老，沒有一個倖免，」一位當年稽核組的財稅官員回憶，王得山帶隊查大戶逃漏的驚人成績，使得當時的財政部長在企業界面前就像現在的法務部長廖正豪一般（當年的稽核組之於財政部，猶如調查局之於法務部）。

　「稽核組的顯赫成績，樹立了財政部的威信，」這位官員還記得，當時連法務部調查局都派了專人到稽核組學查帳、查資金流程。

　「只要看看現在大企業設立的醫院、學校、財團法人基金會，都是當時查大戶逃漏的結果，」這位財稅官員解釋二十多年前，企業界尚未建立完整的會計財務制度，經稽核組查帳後，最後很多企業都將盈餘以捐贈給自己財團成立的基金會或是財團法人的方式，來規避鉅額的遺產贈與稅與所得稅。

　也由於稽核組的績效與成績，二十多年前稽核組第一批招考近四十位的的幹員，全都被財經部會、企業界、會計師界網羅。而王得山是當年稽核組「黃埔一期」唯一轉戰中央、地方稽徵機關，到目前仍留在財稅體系的技術官僚。

　隨著他額際上逐漸稀少的灰白頭髮，王得山過去二十九年的工作經歷，宛如台灣賦稅改革的剪影。

面對棘手任務

　除了參加第一次賦稅改革的執行工作，民國七十四年四月一日加值稅實施時，當時任職台北市稅捐處副處長的王得山與當時擔任台北市財政局長的林振國，一同負責稅源最大的台北市加值稅成敗工作。「王署長的實務與理論能力，是非常完整的，」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林振國記憶猶新地說。

　民國二十九年次的王得山，最讓部屬敬重的，是他待人的溫厚與專業的擔當。他絕對不會在公文上簽名了事，對於有爭議的案件，他一定會簽註具體意見，不會讓部下扛責任，一位跟隨他多年的機要人員觀察。

　譬如說，碰到棘手的案子，王得山常會扛下責任，親自出馬。台北市國稅局負責遺產贈與稅的主管就記得，股市著名的委託書大王陳德深在民國七十八年突然死亡，留下三十多億的遺產。但是，這位專門靠委託書入主上市公司，令許多上市公司頭疼的人物，生前就與他的兄長發生財務糾紛，使得遺產稅一直延宕不決。

　「陳德深身亡時，王署長擔任台北市國稅局副局長，當他去年七月底從台北市稅捐處長、南區國稅局長等職位轉一圈，回到台北市國稅局任職局長，發現問題還沒解決時，他決定親自下手，」這位稅務官員記得，王得山軟硬兼施，先與陳德深的家屬協商不成，就依法移送，凍結資產，結果家屬不得不接受協調。正巧股市大漲，硬是替國庫拿回至少十一億元的資產。

　「賦稅署長業務比國稅局長要重要太多了，」剛卸下賦稅副署長，接任北區國稅局長才三個多月的張盛和說，所有的賦稅法令的修正、解釋，協助首長政策的形成與執行。

　「更麻煩的還有永遠應付不完的立法委員與各種利益團體的個案，都會是王得山的挑戰，」一位國稅局的高級首長剛剛解決南部一位立委請託的案件說。

　尤其麻煩的是，解嚴後降稅是趨勢，但是政府財政卻以每年一千億元的赤字成長。在這種兩難的困境中，如何求得平衡？使得王得山成為近二十多年，面對最大考驗的賦稅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