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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看台灣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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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亞太金融中心,最近再度成為國內焦點。剛上任的台北市長陳水扁,興致高昂的宣布,準備在台北信義計劃區興建兩棟金融大樓,爭取台北成為亞太金融中心。就在這同時,中央銀行與證管會對於外資開放幅度的激烈爭議,至今懸而未決。台灣談了十幾年的金融中心,除了一個亮麗的口號之外,至今仍未看出一個全面性的規劃。

喊出金融中心的口號,是否就有助於台灣成為金融中心?金融中心背後所需的一整套基礎設施,台灣開始做了沒有?在憧憬與紛爭中,台灣是否了解自己的特點,選定了自己最適合扮演的角色? 從世界最成功的幾個金融中心的經驗來看:新加坡以廉能體制創造出一個高度效率的金融市場。有上百年歷史的倫敦金融中心,則提供了完整的配套服務(包括融資、保險、會計、律師服務)來提升吸引力。歐洲工業強國德國,則透過有效的貨幣管理,加強金融市場的營運。

在一頭栽進夢想、期待台灣馬上出現一條華爾街的當頭,來自新加坡、英國、德國金融界的重量級人物,分別提出了他們的成功經驗,以及對台灣的建言。

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主席伊麗莎白.岑(Elizabeth Sam)

廉能體系是一切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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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天然資源,仰賴轉口業務的新加坡,在一九六八年——獨立的三年後,政府部門就洞燭機先,決定把這個彈丸之地的國家,發展為以金融服務業為導向的經濟體,成立亞洲美元市場(ACU),為日後的金融中心奠基。

經過二十五年的經營與擘劃,新加坡如今已成為亞太地區的金融樞紐。新加坡目前的外匯交易量,僅次於紐約、倫敦、東京,居世界第四。

抓住先機、提供良好的基本設施、穩定廉能的金融體系,是新加坡發展成為亞洲區域金融中心的三大關鍵。

針對自己的特色規劃

 當時新加坡的著眼點是基於鄰近地區國家大多資金不足,透過金融中心的中介,提供管道引進資金。新加坡針對自己特色設計出來的亞洲美元市場,資產由七○年的不到四億美元,快速的成長到目前近四千三百億美元,成功地發揮地區金融中心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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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外匯金融業務在八○—年代中期達到巔峰,亞洲美元市場的資產接近四千億美元,已經確定它在亞太地區的金融地位。但為了保持市場的吸引力不墜,新加坡又於一九八四年成立國際金融交易所(SIMEX),建立一個以金融期貨等避險工具為主的交易市場。

在十年前,成立國際金融交易所時,沒有人預期到外匯避險產品(衍生性金融產品的一種)會有今天的盛況。但結果證明,這些金融產品,對新加坡外匯市場的發展而言,具有整合的效果。目前新加坡已是亞洲地區衍生性金融產品的重鎮,超越香港與東京。(而一直喊著要建立區域金融中心的台北,直到去年三月,中央銀行才准許外商銀行操作這類業務。)

需要基礎建設的配合

 除了洞燭機先、掌握國際金融發展的脈動外,在基本建設上的配合,是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特別是電訊事業,新加坡長期致力於建立健全的國際通訊網路,在金融業最重要的資產——人力資源的養成與引進上,新加坡除了透過教育系統的培養,更大量歡迎專業人士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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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基本建設固然是個重點,穩定與廉能的金融體系則是一切的基礎。這裡不是指市場價格的穩健,而是指金融體系本身可以承受價格的波動所造成的可能震撼,但是不至於動搖市場本身。新加坡維持穩定與廉能金融體系的做法包括:對市場參與者堅持嚴格的篩選標準;金融機構的資產比例要求高於國際清算銀行規定(銀行資產的良莠,是銀行穩健經營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堅持一個公平、合理與透明的金融市場運作。基於這些堅持,曾經引起有史以來最大國際金融風暴的BCCI銀行,多次向新加坡申請設立分行,都沒有獲得許可。

建立金融中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以新加坡為例,市場從建立到初具規模,也經過十年的功夫。對於台灣目前正積極推動中的金融中心,除了繼續進行中的金融開放政策,金融監理機關更應建立良好的金融管理體系,以因應開放與自由化的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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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銀行執行董事長布來恩.崑因(Brian Quinn)

台灣要抓對自己角色

 倫敦是經過長期的發展而成為今日的金融中心。它必須提供專業人才、具有安全與穩定特性,還要有多樣的金融產品。金融中心就是融合這些特性的一個環境。

倫敦有數以百計的銀行、證券商、保險公司,及相關的周邊服務業,如會計師、律師、電腦資訊業等,提供配套服務。一個需要籌資的公司,除了可以在此找到銀行,也有律師提供合約的服務,也可以把保險的問題一併解決,整個金融中心是個整合服務的概念。不過,專業的信譽最要緊,一開始就要建立安全與效率的市場競爭法則,然後,其他的再一步步往前走。

找出專精領域

 在世界現有的金融市場,倫敦是一個綜合的金融中心,基本上什麼都有。有些國家則根據本身的特色,找出專精領域。例如;荷蘭以「選擇權」為重點;新加坡以發展外匯市場做中心;台灣則可以根據自己的特色來決定從何處開始,再據此逐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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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倫敦金融中心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非常大的貢獻。目前英國的國民所得中,金融中心的貢獻比例將近二○%,目前英國每新增六個就業機會,就有一個是來自金融中心。

在金融中心的管理上,英格蘭銀行是扮演整個系統守門員的角色,負責讓整個體系安全穩定地運作。中央銀行不一定是懂得最多的,但是一定要充分了解市場的運作與發展,並讓市場運作良好。當看到有可能影響市場健全運作的活動,就要預先防止。例如,看到銀行對房地產貸款增加,中央銀行就要盱衡建築市場的供需、價格,以決定銀行是否過度膨脹信用。而且一定要及早動手,確定金融機構不會因信用擴張產生風險。

尤其是在自由化與開放的國際金融發展潮流下,當過去的金融管制措施取消後,金融監理機關應該根據市場的發展,訂定市場導向的管理法規,應用市場價格機制來管理,使規章與市場連結在一起,不要扼止,要疏導。市場像水,只能疏導,不能阻攔。例如:避免對業務的限制,但是須強調資本與資產的管理,更重要的是政策要有一致性。

對於台灣要建立金融中心,事先最好能有充分研析,一步步來。

前德國聯邦銀行總裁卡爾奧圖•波爾(Karl Otto Poehl)

謹慎衝向國際化

 台灣中央銀行與財政部最近對外資開放的爭議,以及中央銀行所擔憂的外資進出對匯率與國內物價的衝擊,都是可理解的,也是十分難解決的。

穩定的貨幣政策,通常包括對內均衡的價格穩定,以及外部均衡的匯率安定。德國聯邦銀行的貨幣政策,一向是以物價穩定、避免通貨膨脹為最終極目標。

雖說台灣與德國經濟型態不同,不過在六○年代西德就開始面臨馬克對美元升值的問題,甚至成為大選的議題。尤其是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森提出新經濟政策,停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後,美元大幅貶值,馬克急劇升值,布列敦伍德協定——固定匯率,因而瓦解,德國馬克開始浮動。

當浮動匯率實施之初,很多人也擔心它對德國內部的經濟影響,但是多年的經驗看來,還是讓市場自己去運作,效果較為理想。遇到這類的問題,通常的做法不外管制與浮動兩種,但是德國的經驗是,再怎麼管制,都會有漏洞可鑽。讓匯率依據市場浮動是解決之道。

事實上,過去的國際金融發展中可以看出,自從固定匯率崩潰,金融開放後,市場的發展與變化,都是超出想像。當初擔心的問題,經過運作,如讓匯率浮動等,效果都還可以。

對於德國聯邦銀行而言,還是以穩定國內物價為優先考量。做法上是以控制貨幣供給為主,一直都做得相當成功。至於匯率,還是讓它浮動。

從銀行的發展形態來說,目前雖以綜合銀行(Universal Banking)為潮流,在德國也有百年歷史,但是銀行經營,仍應尋找各自的特色。尤其是在談國際化時,一定要小心,不應衝得太快,燒到自己的手指。近年來,這類的例子不在少數,台灣要特別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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