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養出大公司

東印度公司，就是由荷蘭王國前身，聯省共和國（Republic of Seven Provinces）七個省份的商人共同集資成立的。在當時，荷蘭人就已經深諳董事會的民主運作以避免獨裁統治。聯省共和國當中，荷蘭省是最有錢的一省，也擁有東印度公司最大的股份。但為避免董事會被荷蘭省商人牽著鼻子走，在十七席的董事中，荷蘭省佔八席、其餘各省共佔九席，小省聯合就可以避免荷蘭省的獨斷獨行。

股份制逐漸制度化後，公司可以被切割成許多小部份，證券交易所也因此成形。股東在證券交易所交易股份，如此，資產的流動性增加，也帶動了金融服務業的發展。

一六三六年，就至少有360種不同的商品在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進行買賣。《鬱金香熱》（Tulipomania）書中，作者麥克戴許（Mike Dash）更指出，當時可能約有四百名正式的股票交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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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三○年代，荷蘭興起了鬱金香熱。當時，因為季節的因素，鬱金香的球莖只能在夏天交易。但是，因為鬱金香的身價高漲，大家都看好鬱金香交易的「獲利前景」。於是，荷蘭發展出世界上第一個「期貨」交易。從此之後，球莖不再是交易的單位，買賣雙方交換的只是一張期票，上面寫著花朵的資料以及球莖挖出來的時間。

最早、最完整的金融制度從阿姆斯特丹萌芽，荷蘭人從中世紀培養出來的國際視野，和精密的金融操作經驗，讓荷蘭的企業往往一起步，就走國際化的路線。

假如從歷史來看企業的發展，台灣就沒有那麼幸運。

一六三○年代，當阿姆斯特丹的證券交易所開張交易的同時，荷蘭人開始在台灣進行生產性的貿易。訓練台灣人種米、種甘蔗外銷創造利潤；台灣，在當時也是荷蘭在亞洲的「金融中心」，專門轉運從日本運來的白銀到印度買棉布。

台灣經濟「移民」掌控

但是，身為殖民地的台灣，卻無法像荷蘭一樣，自主的將商業氣氛播散，讓商業制度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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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三百多年的歷史來看，產業發展都是由『移民』主導，移民政權更迭，貿易對手也跟著替換，產業隨之調整，」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陳國棟分析。

移民主導的經濟發展，對未來不確定，總是邊走邊看、短線操作的過客心態。「希望快一點可以看到結果，總是在盤算接著去哪裡，」研究台灣經濟史的陳國棟說。

除了歷史因素外，民族的性格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對內，荷蘭人因為經商學會管理風險、共擔責任的原則；對外，要對抗水患，就必須「團結對外」（compete as a team）。

「荷蘭這麼小的國家，卻有世界一流的足球隊，」ING大中華區幕僚長福祿特認為，足球的運動精神，充分表現了荷蘭人「團結對外」的特色。

荷蘭的企業就像荷蘭人一樣，不喜歡個人英雄、強調發揮團隊的力量。企業經營採取集體領導的方式，由幾個人組成的董事會代表公司最高的決策機構，任何重要決策，若沒有在董事會達成共識，是不可能付諸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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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集團雖然有CEO，但實際決策還是由董事會共同決定，」福祿特說。

有效發揮團隊力量

基於「團結對外」的精神，荷蘭人也十分擅長和不同的人合作，獲取最大的利益。荷蘭的殼牌石油和聯合利華都是和英國合資的跨國企業，如此一來，在國際上就有兩個政府可以替企業說話。

在發揮團隊力量的基礎上，荷蘭人尊重個別差異，因為尊重個別差異，團隊的力量才可能做最有效的發揮。

譬如，荷蘭企業在國際間購併，往往都會保留原班經營團隊，讓舊的經營團隊繼續為荷蘭公司賣命。

這受荷蘭立國「分權」精神很深的影響。

至今，聯合、利華合併已經超過七十年，但仍保有兩個總部，一個在英國倫敦、一個在荷蘭鹿特丹。ING購併英國霸菱集團，也是由既有的團隊經營，總部也仍在倫敦。十六世紀東印度公司代表荷蘭政府統治台灣期間，在台灣的荷蘭人也從來不超過一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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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因為荷蘭人口少，所以發展出這種授權的傳統，」荷蘭貿易駐台代表史仕培半開玩笑的說。

從歷史比較，台灣企業的確有理由發展得比荷蘭企業慢。

但是，台灣經過五十多年的經營、經過首次政黨輪替……，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也正要開始擺脫「移民」的心態，正要開始凝聚「團隊競爭」的共識。

或許，從歷史來看，台灣錯過許多。但是，往未來看，只要「開始」就有機會，荷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