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公投與民主的反思

假如當權者干預新聞自由，封報館、抓記者，沒有民主制度怎麼去制約他？假如當權者干預法庭的獨立司法審判，沒有民主制度怎麼去彈劾他？

民主為枝，法治為葉

英國人沒有給香港市民以民主，但英國本身是一個民主國家，假如香港總督在香港抓記者、干預法庭審判，英國政府在英國國會就有麻煩。因此，自由、法治是需要民主保障的。是英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香港的自由與法治。

當香港主權從英國的手上移交給中國政府，而中國並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既無民主制度、又缺民主傳統，中國的專權政治不可能保障香港的自由與法治。因此，為了繼續保障香港市民所珍惜的自由與法治，需要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

這樣的道理，筆者講了快二十年了。然而到現在，民主制度能否在香港建立，仍在激烈爭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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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筆者過去二十年，在言論上推動香港、台灣、大陸的民主發展，都盡過一點綿力，但筆者不認為民主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價值，也不認為民主制度是一種完美無缺的制度。

被公認為二十世紀對抗極權主義、主張民主自由都具影響力的權威思想家卡爾．波柏（Karl Popper）認為，民主所指的乃是︰憲法提供一項機制，讓全民得以經由定期的選舉，而不必經由流血革命來替換掌權者。這是歐美民主先進國家，累積數百年來流血革命所換取的寶貴成果。
但民主不是「由人民統治」（Ruled by the people），也就是不能以「人民統治」來界定民主。人民自由、幸福依靠的是「法的統治」（Rule of Law）。

民選未必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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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經驗來看，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由人民千呼萬擁推上政治舞台的羅伯斯比爾，和第一次大戰後經由民選而掌握德國國家大權的希特勒，執政後的所做所為都未能給人民帶來自由與幸福。
民主制度既要「多數決」，又要能保護少數。因此在推翻專制政權、建立民選機制之後，必須對「多數專制」預為警惕，必須立法保障人民言論、結社、參政的自由，同時又要以法律，保障一切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前提。
如果什麼事情都訴之於「多數決」，任何事情都以多數民意為依歸，那麼社會就會成為「多數專制」或「暴民政治」的社會。

民主可以保障自由與法治，但反過來，有穩定法治基礎的自由社會，也可以促進民主制度的建立。

香港回歸六年多，市民原來只珍惜自由與法治，並不那麼迫切地感到需要民主，但，當去年香港董政權推動為「二十三條」立法，市民感到他們享有的自由與法治受到威脅，於是民主意識大大提高，民主的潮流看來是勢不可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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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台灣，筆者手頭上有一卡爾．波柏的訪談錄，書名叫《二十世紀的教訓》。這本書是二千年在台灣出版的，書的前面有一篇由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張福建寫的「中文版導讀」。

導讀中有一段說：今天在自由中國，經由這次總統大選，政黨輪替終告實現。然而，我們也要不諱言地指出，我們民主的基礎仍然相當薄弱，而人民民主的素養也十分欠缺。

從選後的一連串政爭來看，我們大多數人對於「民主」所抱持的看法，仍然相當執著於「誰該統治？」的問題，而輕忽了如何建構一個分權制衡、權責分明憲政架構的重要性。

這種思考問題的模式，不僅使得法治精神難以養成，甚至嚴重激化了族群間對峙的情緒，而其結果勢將吞噬得來不易的民主幼苗，這是波柏民主觀最值得吾人再三省思之處。

張福建寫於四年前的這段話，對照今天台灣政治，應是更有意義了。（作者為香港知名政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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