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競爭的國際市場,任何企業都會企圖捍衛自己的競爭力以對抗敵手,國家亦應如此。而國家競爭力是企業競爭力、人民素養與政府的領導力的綜合表現。故國家之競爭力更攸關人民福祗。《天下雜誌》二月底的民意調查也顯示,提升台灣競爭力是僅次於教育和貧富差距一般民眾最關心的議題。
台灣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在近年來到底有沒有提升?
關於台灣國際競爭力的討論,最常引用的是世界經濟論壇(WEF)和日內瓦洛桑管理學院(IMD)的排名結果。這兩個機構對各國的國際經濟競爭力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們對各國競爭力評比的結果,一般人很難觀察到和自己生計的關聯;另外也因評比結果的不穩定性,引起爭議,也無法清晰勾勒出一國經濟競爭力消長的脈絡。
國際競爭力不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應該要能反映經濟體在未來促使經濟成長的的真實能力,最終要落實在提升人民生活水準之上。但是WEF與IMD公布的國際競爭力排名,經常跟經濟成長表現沒什麼關係。
譬如某一個開發中經濟體或許在國際競爭力的評比很低,但它卻擁有強大的成長動力;反之,像香港這種比較富裕的經濟體雖然近年來經濟處於衰退中,表現乏善可陳,但排名總在很前面。會出現這種畸形現象,就是因為,評比方法是只用一套最高標準,或是最好模式,卻去衡量處於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中的國家。
我們從經濟發展的經驗中學習到,適用於已開發經濟體的最高標準的制度設計,或世界一流的技術水準,雖然也可能是開發中國家應該學習的目標,但它未必就能在開發中國家中適用,而對其競爭力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因此在這裡,我直接以衡量人民生活水準之人均國民所得做為競爭力指標,並以一國人均國民所得於兩個或數個不同時段(完整循環週期),相對於其競爭對手之人均國民所得變化的幅度,來衡量一國的競爭力和競爭對手相比,相互消長的狀況。
若台灣的人均國民所得,佔其競爭對手人均國民所得的比例,在兩個時段間有所提高(減少),就代表台灣國際競爭力相對於其競爭對手有所提高(降低)。
因此,要和經濟強者相比方具意義,故我挑選的是美國、OECD中的歐陸國家和日本。以東亞鄰近區域的競爭對手而言,我選了南韓與上海,南韓已被視為台灣強勁的競爭對手,而快速成長的上海,則是潛在的強敵。
上表中我列出了台灣人均所得在三個以四年(一九九二~一九九六、一九九六~二○○○、二○○○~二○○四)為一週期的循環裡,和競爭國家相比平均所得的變化。後面兩個週期還橫跨了兩屆總統直選的時間軸,以彰顯政府在國際競爭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每個循環週期的次年,都遭逢全球經濟震盪,並再次恢復經濟成長,成為一個完整週期。一九九七、九八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重創東亞經濟,二○○一年則是全球經濟的衰退。
在此呈現的主要問題是,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在二○○○~二○○四年之間快速衰退。
台灣的生活水準雖然一直不停地持續上追已開發經濟體,但追趕腳步明顯變慢。舉例來說,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佔美國人均所得的比例,二○○四和二○○○年相比只追上了○.六個百分點,但一九九六~二○○○年間卻追上三.二個百分點。
和日本相比日本人均所得比例的差距,二○○四年也只追上二.二個百分點,二○○○年時和一九九六年相比則增加了九.四個百分點。追上OECD國家的腳步,則由六.五個百分點降到三.五個百分點。
台灣追趕先進國家的腳步變慢,但後面的追兵,卻愈追愈快。
南韓與上海這些年一直緊追在後。二○○○和二○○四年相比,南韓和上海分別以七與八八個百分點的速度成長,拉開和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的差異。
當南韓在一九九八年受亞洲金融風暴重創,大幅落後台灣,但浴火重生後恢復強勁成長,使南韓在這四年所超越台灣的人均所得增長的幅度,已抵銷過去的落後。上海則以每年近一○%的成長幅度超快速增長,一九九二年,台灣人均國民所得是南韓的五.五八倍,但是到了二○○四年不過是十二年的時間,則縮短為二.四七倍。
雖不情願,但還是必須嚴肅面對台灣國際競爭力在這四年快速流失的事實,因而必須有所警惕。
(作者為前世界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現為世新大學教授,施君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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