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年前,我開始給《天下雜誌》寫有關於中國事務的專欄。在相隔不過幾十公里的海峽兩岸,擁有共同傳統的中國人進行著常常是過份小兒科的爭吵。我多少相信英國作家H.G.韋爾斯所言,「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成為教育和浩劫之間的競賽。」
但我該怎樣幫助台灣讀者去理解一個不斷變化的中國呢?過去一年的歷史證明,這是個興奮卻充滿挫折的努力過程。一想起這些文字要被印刷成豎版與繁體的形式,我就有點失語,而且自始至終我沒能排除對於台灣讀者理解力的質疑,因為我常常看到那些所謂台灣頂尖學者們所激情洋溢表達的其實都是常識,而且他們似乎比我還迷戀權威與趕時髦,他們管誰都叫「大師」,熱衷於斷章取義式的引用。
很顯然,這些藉口都不足以掩蓋這樣一個真相:我對於中國保持著驚人的無知。
在這裏生活了二十八年,並被很多人視作一個還算淵博的知識份子,但當我對外來者解釋我的國家時,卻陷入張口結舌,我變成了《經濟學人》、《紐約時報》的俘虜,我透過他們駐中國的記者的報導來了解中國。
我深深為眼前的景象所困惑。當在北京與上海繁華的購物區閒逛時,我的確相信了對中國未來前景的樂觀估計,因為這裏看起來與紐約、香港差不多。
但當稍微走出城市時,那些破敗又令人神傷,中小城市的年輕人面無表情、對未來充滿幻滅感,他們對全球化的感受不過就是手機廣告與流行歌曲。而與全世界都繪聲繪色所描繪的「中國奇蹟」不同,生活在這股奇蹟中的中國人一點也不高興,這個社會看起來焦慮極了、憤怒極了、無所適從極了,一切都是用來被買賣的,一切崇高的東西都被用來嘲諷。
集體喪失審美能力
最重要的是,曾經以優雅、精緻著稱的中國人,集體性地喪失了審美能力。
城市裡充斥著烏煙瘴氣的工地、生硬的高樓大廈和馬路,使城市喪失了基本的靈韻,而在鄉村則是千篇一律式的醜陋房屋與標語式的廣告。曾在西湖邊給羅素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國式微笑早就不見了,人與人之間充滿了不信任。
我們常用多元化來形容中國社會在過去二十年的變化,但一個同樣顯著的特徵是,中國社會也變得極度碎片化了,在一個懷疑一切的氛圍中,基本的共識消失了,庸俗的功利主義成為社會的唯一信念基礎── 一切都可以用利益來衡量與解釋。
在全球媒體描繪裡,那個因中國經濟增長所創造的「美麗的新世界」,我卻同樣深刻地感受到一個「荒蕪的新世界」。一個傳統的世界早已崩潰,而另一個新傳統卻尚未形成,一種迷惘與撕裂感令人不適。
國家陷入徹底精神危機
在過去二十五年間,我們看到這樣一場偉大的實驗:一個龐大的國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一個無所不包的政府逐漸退出公眾的日常生活。
而未來,我們將目睹的是,一個陷入徹底精神危機的國家,如何重建自己的道德體系、思維方式、情感能力。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場更為艱苦的實驗,因為制度的移植是可能在短期內實現的,但文化與情感上的培養卻需要更為艱難與漫長的歷程,而且其中充滿了運氣的成份。
在很大程度上,我在寫作專欄時的無能為力感來自於屬於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精神迷惘。我們的國家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但我們匱乏的才智卻不知道如何去說明這一切。我和我的國家都面臨著成長的煩惱,都面臨著沒有路線圖的旅程。在這段旅程開始時,首先承認自己的無知是至關重要的。
在很多時刻,比起明確的判斷與資訊的提供,我更期待我的台灣(與華人世界)的讀者們,能夠感受到一個年輕知識份子與他龐大、複雜祖國之間的某種關聯,這種關係不是抽象的統計數字與煞有其事的專家式分析能夠表達出來的,他們必須分享共同的期待與焦慮,感受對方的痛苦。
最重要的是,他們不能對彼此喪失信心,在最迷惘與艱難的時刻,他們也應該對光明的前方充滿熱忱。(作者為北京《觀察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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