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制度問題。在今天的中國,你與任何自以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進行一場超過十分鐘的談話,你幾乎必定聽到這樣一句話,它可能是在談論中國社會的未來,也可能關於自己工作的組織,或僅僅是日常生活。
他們說普遍存在的腐敗問題是因為制度問題,因為在舊體制下,人人都被迫成為腐敗網的一部份;他們說官員為何表現不佳,是因為現行的制度下不會將傑出的人才遴選出來;他們說知識份子為什麼在公共生活中缺席了,因為現行制度不鼓勵獨立思想;為什麼司法系統中那麼多黑暗,因為司法制度不獨立;甚至當遭遇態度惡劣的銀行服務人員時,都是制度問題,國有企業無法出現良好的服務態度……。
他們說的全對,但結果卻是一種如此時髦的悖論出現了。所有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國社會問題成堆,從最高層的決策者,到最底層的農村,一切似乎都迫切地需要刷新。但整個社會又被包圍於一種強烈的惰性情緒中,這種情緒中又蘊涵著某種盲目的樂觀--人人都期待那個既具體又抽象的「制度」發生變化之後,然後相信之後的一切都會向良性的方向發展。
細微的觀察中國社會很多微小的組織,它可能是一家公司、一份報紙,或是一所大學,領導者與員工們都喜歡談論「制度建設」,每個人卻不付諸個人行動,他們的態度明確的--個人的作用渺小、不值得信賴,只有依靠整體制度的改變,才是有意義的。
於是,中國社會陷入了這樣一種情緒,人們迷戀物質上的成就,迷戀整體制度上,卻不相信個人創造性。
在發展力量中徹底缺席
舉例而言,在中國公司世界中一種普遍心理是這樣的,如果一家公司非常成功,人們對於那位傑出領導人的首先反應不是你是如何獲取成功的,而是某種習慣性的不信任--你如此成功,但你的成功肯定缺乏對應的制度保證。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中國人單調地把社會僅僅視作幾種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作用,它是技術的作用,全球化的作用,傳統社會的作用,或是共產黨組織演變規律等等不同力量的合力的結果。人在這種分析中徹底缺席了,似乎人僅僅是這種環境的產物,他不能改變現有的發展方式,不能創造性的改變歷史軌跡,而只能做出被動的反應。
菁英何時敢改變現狀?
中國社會今天表現出的思想上的保守與沈悶,是因為我們,尤其是知識菁英,放棄對自身力量的信仰,他們忘記了法國哲學家伯格森在一個世紀前的洞見,「社會的進步是由於歷史某個時期的社會思想條件自然而然發生的,這簡直是無稽之談。它實際只是在這個社會已經下定決心進行實驗之後才一蹴而就的。這就是說,這個社會必須要自信,或無論怎樣要允許自己受到震撼,而這種震撼始終是由某個人來賦予的。」
即使我們回答那些「制度迷戀者」的命題上,在他們口口聲聲說每個繁榮是由於制度的優越時,似乎忘記了正視美國的建國之父們,那一小群出類拔萃之輩奠定這項制度,他們在沒有任何可借鑒物件的基礎上,富有創造性地設計了它,然後又親身實踐了它--喬治.華盛頓堅決拒絕了終身總統。
過分迷戀制度,更多是對自身懶惰的一種陳詞濫調式的自我安慰。
今天的中國社會,我們需要一批真正的菁英分子宣稱自己敢於改變現狀,致力於為這個社會提供新鮮的思想與行動,他們相信自己在被淹沒於歷史洪流之前,至少會激起足夠漣漪。(作者為北京《經濟觀察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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