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最新的一次東亞民主調查研究最主要的發現是什麼？
黎安友（以下簡稱黎）：我們發現亞洲民眾普遍渴望民主，但卻對於民主的實際運作感到失望。
調查顯示，亞洲民眾高度嚮往民主，但認為民主適合現況的比例偏低，普遍認為自己國家「還沒準備好」。而相信民主能有效解決社會問題的比率則又更低。最令人憂心的是，多數民眾普遍願意拿民主以交換經濟發展。
其中，台灣民眾失望最深，渴望民主（七二％）和認為適合現況與否（五九％）的比率皆為八國最低。
整體而言，東北亞幾個民主相對成熟的國家如日本、南韓和台灣民眾，比東南亞民眾對民主的失望更深。
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
雲漢（以下簡稱朱）：各國民眾對「民主」概念的理解不同，我們發現，日本、南韓、台灣和香港有較多具批判思考的公民（critical citizen）。他們對「民主」的理解較接近政治學上的標準定義，包括具備政治平等、司法獨立、政黨競爭、定期選舉等等。同時他們的政治參與意願較高、較有「當家作主」的想法，因此在積極參與之下容易對民主運作的現況與心中理想民主的落差感到不滿。
這些國家的媒體普遍發達，批判和報導的放大之下，也會加重民眾的不滿。
另外是歷史對照的標準不同。譬如台灣和南韓在威權體制時期政府的施政表現很強，經濟發展、所得分配和社會安定獲得民眾普遍支持，民主轉型後許多民眾反而感到大不如前，失望感受因此更深。
黎：另一項有趣發現是，這些對民主失望感較深的國家如日本與台灣，卻也是最不願再回到一黨專政、強人或軍人政治的一群，因此正處在一種進退兩難的矛盾之中。
問：亞洲民主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不會回頭，未來要如何提升？
黎：我們的抽樣調查研究無法直接提出解方。但台灣過去在民主轉型過程中，過度重視選舉的結果，儘管建立了政黨政治，但民主運作中同樣重要的配套卻沒有跟著建構成熟，例如施政、司法和社會福利體制，這都阻礙了民主的順利運作。
朱：民主治理的品質（the quality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才是影響民眾對民主信心的關鍵，除了選舉，選上以後政府運作的效能，建設有效解決問題的民主施政體制，才能贏回民眾對民主的支持。
譬如在施政層面，政府能否適度促進經濟成長與公平分配？行政立法關係如何？文官體制是否持續培育專業而操守優良的公務員？
法治層面，司法是否獨立？能否有效遏止官員或機關濫權腐敗？民眾在法律上的權利使否得到公平對待？
政治層面上，立法效能是否提升？民眾是否感覺到自己的意見獲得真實反映？政黨或民意代表是否真正代表我？政治運作是否依循憲法和法律？還有公民團體的運作等等，這些都需要持續改善。
問：改善施政體制是否有順序？要先從哪一部份做起？
黎：民選官員的貪污腐敗是對民主最大的傷害。比起一般公務人員，民眾把選票親手投給民選官員，把信任託付給他，如果最後卻發現他反而利用職務圖利自己和親友，這是一種很深的背叛，民眾對民主將會大感失望，甚至轉趨冷漠。
要對抗貪腐對民主的傷害，就必須從司法獨立做起。
朱：從前總統陳水扁遭到起訴的案子來看，許多情資和謠傳早就存在，但主要的調查卻一直要到政黨輪替後才展開，顯然台灣的司法獨立仍有努力的空間。
儘管如此，前調查局長葉盛茂遭到重判、總統親信大規模捲入並遭起訴，應該能夠產生警惕的作用，未來為了奉承上司而扭曲程序和制度、大規模的貪污應該會減少。
司法獨立需要努力，卻不代表可以完全不受監督，為避免濫權，仍須靠監察院制衡。
從歷史來看，最重要的改革動力還是要來自社會本身。歐洲和美國也都曾走過民主轉型後的困境，例如美國一八九○到一九二○年的進步年代（progressive era）就是在快速工業化、社會分配極度不公之下，激起一連串的政治、經濟、社會改革，從各洲開始推動修憲、推動反托辣斯法等等，設立新的機構和程序，矯正原來的問題。
亞洲和台灣民主轉型之後，改善政府治理體制，將是下一階段最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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