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何想學新加坡？

新加坡小國大音量的祕訣，在於其形象清楚，確保自己在亞洲國家中的「菁英」地位。在亞洲現代化的過程中，透過有效率而廉能的「菁英」治理，新加坡一直是思潮匯聚、新事物馳騁的實驗場。在亞洲，除了東協大國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小國新加坡一直是「亞洲價值」的代言人，持續在國際發聲，代表亞洲與西方溝通「看事情的方法」。

「新加坡的力量，來自於它是亞洲現代化成功的典範之一，所以新加坡的想法有人要聽，」鄭永年觀察。新加坡政府有效的利用預算資源，成立許多智庫，吸引國際一流學府，例如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柏克萊大學，使得新加坡資訊交流速度快過任何一個亞洲城市，這是新加坡維繫國際音量的工具。

新加坡不論在政治或經濟上，都一直是亞洲資優生。在亞洲，新加坡每人國內所得位居第二高，僅次於日本。政治上，新加坡不像韓國、日本、台灣甚至香港，是亞洲已開發國家裡，唯一有種族交雜生活經驗的國家。人口七四％是華人，其餘是馬來人、印度人與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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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與西方的連結點

二十八℃，耶誕節前夕的週末到新加坡購物鬧區烏節路，擠得動彈不得，人群裡，左邊穿著夏天露背裝、短裙的華人面孔旁，就是一位戴著頭紗，穿著同色系長袖、緊身牛仔褲，背著香奈兒經典皮包的妙齡穆斯林少女。計程車的排隊人龍裡，常常前面是穿著紗麗、抱著小孩的印度女人，後面接著提公事包的金髮碧眼西方人。

「新加坡結合了西方與東方的好處，大家都可以找到合作的共通點，產生所有的合作可能，」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學院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馬凱碩說。印度裔的馬凱碩六歲隨父母移民，退休前，是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

馬凱碩率領的公共政策學院，是第一個加入國際公共政策研究學術網絡的亞洲大學。理由是，新加坡大學是亞洲最好的大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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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李光耀最重要的外交智囊闡述，新加坡自我定位為全球大城市，做事就是要用國際標準。在各個面向，有許多國家想要與亞洲有連結：「想與中國聯結，也許公司會把總部設在香港；想與印度連結，也許公司會把總部設在杜拜。但如果你想連結中國與印度，唯一的城市就是新加坡。」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新加坡在國際上的菁英地位，與內政上一黨獨大的菁英領導有關。

一黨菁英領導

效率與民主拔河

以吸引國際一流大學到新加坡為例，二○○○年起新加坡意識到全球正轉型往知識經濟，舊有模式需要檢討。於是由時任副總理的陳慶炎主持一個研究，決議研發經費必須增加，並要建立一套中央整合分配研發資源的機制。因此成立了國家研究基金會，以二○一○年研發經費成長到ＧＤＰ三％為目標，以五年五十億新加坡幣為觸媒，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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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採取重點突破來拉升國際聲望。各大學可以提出申請卓越研究中心，要請哪些國際學者、用什麼樣的方法，在五年內成為該領域的國際前五名。經過國際小組的審查，中心主持人必須承諾，一年在新加坡起碼要待上九個月，才能取得撥款。「目標很清楚，就是全世界前五名，達不到就是失敗，」國家研究基金秘書長Francis Yeoh說，三年來二十多個提案只過關了四個。

「新加坡一黨獨大，加上官大民小，所以做事效率很快，」一位資深媒體記者從另一面解釋。

菁英領導的效能，也反映到吸引外人投資上。新加坡最新選定的未來產業三大主軸，一是都市化，一是生活風格，一是高齡化與健康產業。以都市化的水資源管理為例，新加坡已經公司化的自來水公司，與奇異、日本電工等國際一流的水污染科技公司合作，以新加坡為實驗場，測試最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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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的工作已經從過去談補助、減稅，轉為協調，要協助國外企業把新加坡整個平台打開，」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俊祥說，「新加坡小，協調溝通比較容易，所以有這個優勢。」

這些牽扯到公用事業、甚至人體健康的實驗，新加坡人不會反對嗎？其他部門例如衛生部，難道不擔心實驗可能的後遺症嗎？陳俊祥說，其實大家也知道，新加坡現在的產業發展階段，已經不能只做追隨者。面對未來五到十年的挑戰，需要很多結果未知的實驗。經濟發展局能做的，就是：「既然要做實驗，新加坡就要與最有實力的企業一起合作。」

然而，隨著新加坡愈往知識經濟發展，新加坡模式的隱形成本也愈來愈高。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久執政的穩固地位，將一點一點被侵蝕。四年前大選，執政黨得票率第一次降破七成。二○一○年新加坡國會大選，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會不會進一步下降，成為政治觀察者的觀察重點。

隱形的成本——貧富差距

新加坡模式付出的最大成本，就是與香港接近，全世界最嚴重的貧富差距。台灣最高所得組與最低所得組收入倍數為七．七三倍，而新加坡高達十四．五倍。

新加坡人口急速膨脹的背後，反映的是，為了吸引外人投資而採取的寬鬆外勞政策。不像台灣外勞多在工廠或工地，去新加坡鬧區熱門的餐廳吃飯，店裡四分之三的店員都是中國大陸來的外勞。許多大樓清掃工，也是外勞。

新加坡沒有最低工資，本地低技術勞工必須與外勞競爭低薪的工作。也有新加坡人批評，新加坡現在一枝獨秀的醫療製藥業，很多工作機會是創造給外國人。

「問題是，如果我們設定最低工資，不讓企業進口外勞，那產業就會外移。這是全球化的問題，不是新加坡政策的錯誤，」一位公務員說。

快速的人口膨脹速度，使得物價上漲，尤其是房價飆漲的速度，令新加坡人產生相對剝奪感。去年十二月女皇鎮杜生（Dawson）翻新的四房組屋（新加坡政府興建，八成新加坡人居住的房屋），攀上史上高價六六．四萬新幣（折合台幣一千五百萬）。「六十幾萬組屋，付得起嗎？」新加坡《聯合早報》頭版處理。

隨著國民相對剝奪感愈來愈強烈，菁英政府也不得不面對，快速回應人民的需求。就以教育為例，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宣布新的小學入學政策，包括，雖然領有永久居民證，但不是新加坡公民的子女必須繳較高的學費。另外，熱門小學抽籤時，新加坡國民可以有兩個機會，永久住民只能有一個機會。總理李顯龍新年演說時也宣示，政府將放緩人口增加的速度。

新加坡模式證明，好的治理、清晰的國家定位，是回應亞洲崛起的致勝關鍵。新加坡模式有優勢，有成本，但它的音量確保人們不能輕忽它。

新加坡的兩難

三分之一居民是外國人，如何保障「原住民」權益？

被稱為民族小鎔爐的新加坡，新移民問題將是2010年最具爭議的公共議題。

1990年，長期居住在新加坡的三百萬居民中，86％是新加坡公民。今天，五百萬居民中，公民比重已降到64％，每三個居民中，就有一位是外國人（永久居民及中短期工作的外國人）。

在吸引外國人才、維持經濟競爭力，和保護原有公民權益之間維持平衡，是新加坡政府今年的首要課題。（辜樹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