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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告別資本主義天堂

香港是自由放任的資本家天堂,也是全球貧富差距數一數二的地方。剛立法通過的「最低工資條例」,不僅是香港史上首部最低薪資法,更象徵香港經濟體制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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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日清晨,經過四十一小時馬拉松式審議後,香港立法會終於三讀通過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最低工資條例」。

這個條例不僅是香港史上首次立法規定企業雇用員工的最低薪資,也是近幾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各種強化政府職能措施的最新案例,包括增加對企業的管制、擴大公共服務、制定產業政策。

這些措施,在台灣與其他國家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在香港卻是破天荒的新聞。換句話說,這項立法,象徵香港經濟體制的轉向,從一個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天堂,逐漸轉變成一個政府功能與管制愈來愈強的經濟體。

這個趨勢並不是這幾年才出現的,而是港英政府在殖民時代末期就開始的施政方向。

眾所周知,香港一直是資本家的天堂,貿易自由、賦稅最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制極少,一切由市場決定,大部份公共服務與交通運輸,也都交民間企業營運。

這樣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體制,在一九六○年代郭伯偉爵士(Sir John Cowperthwaite)擔任香港財政司長時,達到顛峰。他是亞當斯密的信徒,拒絕由政府補助新創企業或提供便宜土地,也反對制定經濟發展政策。他曾說,「與其交給官僚機構那些笨拙的手,不如信任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

在郭伯偉奠定的基礎下,香港商業活動蓬勃發展,經濟快速成長,並搖身一變成為東亞的金融中心,被冠上「東方之珠」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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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資本主義天堂說拜拜

但到了一九九○年代殖民時代末期,港英政府開始調整自由放任體制,因為香港的社經體制有利於資本家盡情發揮創造財富的本事,但卻不利於財富的分配和公平社會的建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在末代總督彭定康主政下,港英政府公共支出開始增加,用來提供更多公共服務與福利措施,政府管制的手也開始伸入商業活動中。

「香港的經濟繁榮,並沒有帶來適當的社會福利,」彭定康當時解釋。

一九九五年,港英政府制定了類似台灣勞退基金的強制性公積金退休保障計劃,並在二○○○年開始實施。在這個計劃下,不僅企業必須更詳盡地向政府申報公司營運狀況,政府也加強了企業資訊的收集,以及對企業是否遵守法律的監管。

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前夕,港英政府為了幫助中低收入家庭購屋,提高住宅自有率,成立類似美國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Freddie Mac)的香港按揭證券公司,專門收購銀行業房貸、重新包裝後再銷售,讓香港銀行業更願意放款給中低收入戶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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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極右慢慢向左轉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開始從極右向左調整。

三年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就曾積極地將香港和大陸「十一五規劃」連結在一起。二○○八年,成立了經濟機遇委員會,提出發展六項優勢產業。去年的施政報告中,他強調,「全球經濟危機全面衝擊各地政府和人民,我們要思考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角色。」對香港的自由市場機制來說,這些舉措,每一項都是創舉。

二○○八年金融海嘯,也提供銀行存款保險,這是在一九六○年代不可能會發生的事。

交通建設方面,赤鱲角機場由香港特區政府成立機場管理局直接營運,沒有民營化的打算。目前正在計劃中的港澳大橋與連接大陸的高速鐵路,也由政府直接主導。

剛剛立法通過的「最低工資條例」,則是香港政府干預市場機制的最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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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通過後,將由勞資雙方代表共同組成的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決定最低工資水準,範圍大概在時薪二十三到三十三港元(約合九十二到一三二台幣)之間,最快明年中以前實施。未來,雇主若違反最低工資法,最高可判入獄三年和罰款三十五萬港元。

「這些看似獨立的個案,其實代表著香港政府對如何管理香港經濟社會的思維改變,」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認為。

自由市場經濟急先鋒,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曾讚美香港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最偉大的實驗場。

雖然和台灣及西方國家比起來,香港政府支出佔GDP比重,以及各種稅負仍然很低,香港特首曾蔭權也強調施政將會緊守「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但最近十年來,香港政府所進行一連串小改變,累積起來,在在顯示香港在各方面加入政府監管的角色,不再只聽任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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