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科醫師　1人領軍全院抗菌

計劃施行以來，大幅改善院內抗生素使用與感染狀況。例如，院內管制性抗生素使用的適當率提升，由二○一四年的七成升至九成。而且院內好幾隻超級細菌的抗藥性比率下降。

其中，常引起肺炎、菌血症等，武功高強的殺手「抗碳青黴烯類鮑氏不動桿菌」（CRAB）的全院抗藥性比率，由一三年至一四年九月已下降四％，至五○．七％；和同期參與計劃的同儕醫院五八％相比，較低。

一個感染科醫師怎能做到這個成績？尤其，調整院內各科醫師的抗生素使用習慣，對各大醫院來說本來就相對困難。三十四歲的張雅媛和院內其他醫師相較，資歷較淺，策動改變並不容易。

但張雅媛表示，院長對於執行抗生素管理的決心，成為她推動改革的後盾。

全院由上到下總動員。從醫檢部、臨床醫師、護理師、藥師、資訊室，甚至到總務室，幾十位人員都是院內推動改革不可或缺的一員。《天下》記者拜訪當天，還被這龐大的陣容嚇了一跳。張雅媛說，「每個單位都很幫忙，這件事情一個人真的沒辦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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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改變各個環節，打了一場漂亮的仗。「他們小而美，」醫策會副執行長廖熏香說，「感染科醫師發揮了他的價值，帶領團隊改變、完成任務。」

攻略1：「偵查隊」加速檢驗發現敵蹤

改變的第一個環節，是加快檢驗速度。努力和時間賽跑，是要讓後端應戰的醫護團隊選對「武器」、減少抗生素不當使用；或採取隔離措施，阻隔超級細菌擴散。

扮演「偵查隊」的醫學檢驗部，從血液、尿液及痰液，揪出病人是否受超級細菌侵襲。在確保檢體品質、添購檢驗器材等策略下，三種檢驗報告時間各縮短九、二十三及二十六小時。

例如，痰液培養前先染色，剔除受口水污染的檢體；尿液採檢容器改為寬口，減少病人尿不準、收不夠，或檢體污染的可能；並嚴格執行簽收制，檢驗人員一收到檢體須在兩小時內馬上處理。

實驗室也添購新型檢驗儀器，自動化操作降低人為操作不當的風險；且可鑑別的細菌種類也變多，從幾十種提升至一百多種，讓檢驗結果更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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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檢驗醫學科主任李元明說，「我們目標明確，也積極落實，即便微生物實驗室只有三．五人（其中一人一半時間支援其他實驗室），也能做那麼多事。」

攻略2：創新「情報系統」 高效應戰

報告出爐，則馬上連結系統、發出簡訊，讓醫護人員能立即應戰。快速的情報交流，則有賴院內資訊系統的建立，這正是促成改變的第二個環節。

從無到有建立的資訊系統，依院內團隊的需求來回修改，耗時一年半完成。醫護人員只要打開系統，病例、檢驗報告、開抗生素的原因、審查意見，及帶有超級細菌病人的床位分布等，都能一目瞭然，省去切換多系統或團隊來回溝通的時間。

客製化的系統，讓抗生素使用與病患管理在人力有限的狀況下，變得更有效率，醫護人員也將省下來的文書作業時間，挪出來照護病人。這個系統在去年獲得醫策會頒布的創新獎項，「系統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資訊室主任蔡秉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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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建立還幫助張雅媛審查院內每月高達上百筆或千筆的抗生素使用資料，讓她發現院內抗生素的使用狀況。例如，醫師常開哪類後線抗生素、劑量沒注意等細節，依此開會調整並溝通。

張雅媛笑說，「就像是偵探，找到各種蛛絲馬跡，做出改變。」

攻略3：一對二教學 改革「清潔傭兵」

追根究柢的精神，也讓張雅媛發現院內防堵超級細菌的缺口。

「後線抗生素用量減少，但奇怪，抗藥性細菌的比例為什麼沒有明顯下降？」帶著疑惑，張雅媛展開追查。

她發現，外包清潔團隊是一大問題。因清潔人員年紀偏大且離職率高，清潔順序常有誤，或漏掉清掃細節，這都讓細菌窩藏，增加接觸感染的可能性。

張雅媛和總務室、護理師團隊，推動清潔改革，這是改變的第三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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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團隊選拔優良清潔人員，採一對二教學，讓新進人員能迅速上手。為落實清潔步驟，將清潔順序與清掃攻堅點（例如，加護病房內乾洗手液的蓋子、床邊按鈴等九個易窩藏超級細菌的地方）做成隨身圖卡，並貼在打掃工具上，提醒清潔人員注意。

醫護團隊也不定期稽查，例如，計劃期間使用ATP螢光劑檢驗，細菌蹤跡立即顯現，也讓清潔人員了解哪裡不乾淨；並充當神祕客，檢驗清潔狀況。

「最根本往往是最重要的，」廖熏香觀察。外包清潔問題是許多醫院都面臨的困境，陽明大學附設醫院願意正視問題，並專注於小細節展開行動，有效減少了超級細菌。

採訪接近尾聲，已屆傍晚。張雅媛拿起列著密密麻麻指標的報表坦言，「和頂尖醫院相比，我們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突然間，她從口袋拿起手機，三個會診通知讓她緊張地說，「我等等先去了解一下狀況。」

面對這場戰役，她絲毫不敢鬆懈。（英文版同步上線english.cw.com.tw/；9/5 The China Post）

●　更多內容，請見天下雜誌 605期《超級細菌來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