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蛋，問題在幸福！

幸福指數有賴政策溝通

政府至少該先做好以下的政策溝通：

第一、幸福指數不是反經濟，而是希望打造一個健康的經濟環境。

ＧＤＰ是所有經濟活動的總合，「弔詭的是，社會存在較高比率的心理疾病或病態經驗，卻也利於ＧＤＰ成長，」迪納（Ed. Diener）和賽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這兩位美國學者接著說，「把錢花在醫院或蓋監獄，這種為處理幸福感低落問題，而產生的經濟活動，竟成了成長動力。」

ＧＤＰ無法說明什麼是一個健康的經濟環境，但「幸福經濟」卻可以。一個由安眠藥與保全需求所帶動的經濟成長，並不是值得追求的發展目標。

第二、追求幸福和市場的零和競爭不同，它在本質上是一種「雙贏」。

很多研究文獻都指出，良好的家庭關係與社會支持，不但會為個人帶來幸福感，同時還會延伸在社區參與上，讓鄰里共同受益。

這和資本主義的「一％對抗九九％」的零和分配不同，沒有人會因對方多了一分幸福感，就覺得自己被剝奪了等值的幸福。

誰會反對追求一個「美好而公平的社會」呢？

第三、幸福感的提升，有助於強化民主正當性。

馬英九的連任，獲得過半民意支持？

其實不然。五一％的得票率，是在七四％的投票率前提下獲得的。因此實際上，馬英九只獲得三八％的「全體公民數」支持而已。

豈止台灣，全世界的民主體制，都面臨支持民意實質不過半的困擾。

消極不投票，或是積極投廢票，都是政治疏離的表現。伯克也發現，美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和他們的幸福感停滯有關。

因此要削減「民主赤字」，便有賴於幸福感的提升。唯有讓人們覺得自己有影響力，對未來抱持希望，才不會對民主喪失信心。

最後，幸福指數應以「不完美，但能接受」為初步目標。

幸福研究是顯學，但還處在發展中的青春期階段。哪些指標最能代表幸福？指標權重究竟應該如何訂定？都不容易。即便是採用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也未必吻合台灣國情。

「台灣人住在不丹，不一定快樂，」一位民調學者曾如此比喻。

但，我們都聽過「窮和尚與富和尚」的故事。等一切都準備好，才願意上路，經常是不作為的藉口。

伯克也說，民調、貧窮率等這些統計數據都有瑕疵，但還是有一定的參考性。

幸福統計亦然，「最好的方法是，每年定期公布，」伯克認為這至少能讓人們了解到幸福程度的變化趨勢，刺激公眾討論。

延伸閱讀：
．《天下雜誌》2011「幸福城市大調查：縣市長滿意度調查」揭曉
．給客人獨一無二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