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們談經濟，都著重泡沫破裂這個最大的結構性因素，對我們而言這算是「外因論」。關注外因並沒有什麼不對，它可以讓人對外在情勢的變化更加敏銳；只是它也可能使人產生盲點，那就是對「內因論」掉以輕心。這裡所謂的「內因論」，指的是每個社會支撐經濟活動的客觀條件，它最重要的成份就是社會的財富及財富分配結構。美國《Business Week》的專欄作家古柏（James C. Cooper）在大家都說復甦的此刻，獨持異議的表示，在人們所得遞減，由於不確定感而開始儲蓄——由二○○五年第二季的接近負百分之一累積到接近所得的百分之三。美國人的儲蓄不消費，顯示出整個社會要恢復信心，仍有相當的時間要等待。
古柏的唱衰消費與信心，其實已碰觸到了一個問題的核心，那就是所得降低與分配不均對刺激消費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而這個觀點很可以延伸討論：
首先，乃是近二十年來，由於各國政府的調控無力，全球的所得及所得分配上已問題深重。OECD就指出過，由於資本利得等方面的增加，各國薪資所得所佔ＧＤＰ的比重，早已大幅下滑。
從七○年代中期起三十年來，日本已下滑二五％，歐洲各國下滑一三％，美國則七％，而所得結構裡薪資比重的降低，當然和所得結構的貧富差距日益拉大有著密切關係。
Ｍ型社會的源頭
以美國為例，過去二十年裡，最富的一％所得增加一一五％，富的五分之一增加四三％ ， 最窮的五分之一增加約九％，中間的五分之三則只有八％。
薪資所得近年的遞減，在最近的戶口普查裡更發現，中位數家庭之所得二○○五年已低於二○○○年，二○一○年將會更低，這也就是所謂Ｍ型社會的源頭。當社會絕大多數薪資所得者皆長期收入停滯，消費怎麼可能有持續的動力？
而這種情況在亞洲亦然。亞洲薪資所得佔ＧＤＰ的比重逐年遞減，而消費佔ＧＤＰ的比重在二十年裡則由五八％降為四七％。就以台灣為例，五等分裡最富與最窮的相差已達七．五二倍，過去二十五年已有八十二萬戶中所得家庭消失。其中掉到下層的有五十四萬戶，升到上層的有二十萬戶。加以國民所得四年裡已兩年負成長，這樣的持續不均，除了生活必需的消費外，其他具有更廣泛作用的消費又怎麼可能會有動力？
將上述觀點用比較形象化的語言來描述，那就是當社會愈來愈Ｍ型化，它在面對經濟變動時，就很難出現Ｖ型的反彈，而更會像Ｌ型一樣，需要更長的時間。
前陣子我讀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所著《經濟發展與自由》，他在提到發展與分配時，特別用了所謂「可持續分享的結構」這樣的概念。當時有點摸不著頭緒，現在則似乎有了體會：在一個所得遞減、分配不均的Ｍ型社會，它即缺乏了可持續分享的動力！
也正因此，在這個拚經濟拚就業的時刻，政府忘了拚所得的重要，也就變得令人相當懊惱。
在亞洲，包括了台灣，戰後以來皆唯出口是尚，近二十年來只以資本密集的電子業為唯一的重點。這是一種單向道的思想。
產業政策造成今日處境
當這種資本密集產業過度競爭，它動輒即虧損有如天價，這就是台灣今天的處境。而資本密集產業又是對就業貢獻相對偏低的行業，電子科技新貴畢竟是少數，當政策集中在這方面，諸如可以提高工藝含量而加以升級的傳統製造業，提高品質含量的服務業，以及更有新義的創意文化產業等全都在不受重視裡被擠到外圍，而成了低工資低水準的行業。這些行業如妥當規劃，對就業及人力素質的提升才更有助益。
因此，拚經濟不能只在既有的條件下截長補短，用金錢去塞破洞，而是必須用前瞻思維來改變結構，藉以改變造成Ｍ型社會的條件，最後才可能讓社會更均富，更有抵抗衰退的能力。Ｍ型社會是不會Ｖ型反彈，只會Ｌ型拖延的！（本文作者為作家、詩人及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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