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上海人,是中國當代著名思想史學者,被視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之一。
他不將自己定位為「學術中人」,而是「問題中人」,不做象牙塔中鑽研深奧學理的學者,對中國當代史有自己獨特的見解,有時不見容於主流。
在上海大學朱學勤簡陋的辦公室裡,這位難得的自由派學者一根菸接著一根,嚴肅而感慨說道,上海經濟的膨湃以及極度市場主義的發展,他並不看好未來在政治與民主上的開放。
一九四九年後在北京建立的紅色政權,對上海充滿著警惕,認為全中國只有這座城市發生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最大,因為這裡資產階級的香風迷霧最濃厚,遺留下來的社會勢力最強大,所以官方對上海的意識形態控制,是最嚴的,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上海沒有好報紙、好雜誌、好的電視台或好的出版社,這和上海曾是中國第一個出版業、第一家報紙的誕生地,構成鮮明的反照。
四九年後,上海只有經濟上的義務,卻沒有辦法輸出文化。
有些學者認為城市發展愈來愈國際化,變成一個全球化城市,就會有更開放、要改變的的需求,但這理論在學術界已經碰了一次釘子;二○○八年奧運會時,很多西方學者持有這樣的看法,認為奧運舉辦後的北京會掙脫舊的體制束縛,出現新的政治面貌,就像韓國和其他國家,都在舉辦奧運會前後,出現根本性的進步。我認為這是打錯了算盤,一廂情願。
在中央集權政體沒有根本改變的情形下,靠一個城市舉辦一次盛會,不可能改變地方與中央的關係。
短暫的改變是會有的,就像北京奧運會期間,對外國記者的開放,讓人眼睛為之一亮,但過不了多久,又都收回去了。上海雖然可以做得更漂亮,因為城市的國際化底蘊比北京好,但能持續多久,我並不樂觀。
在中國,對資本的復興,不要帶著過高的期望。列寧有一句話說,「資本家就算賣給他一根勒死他的繩子,都要跟你討價還價」,更何況現在中國在經濟上的開放,在政治上的壓縮,對市場經濟來說雖不是最好,也是次好賺錢的模式。
舉例來說,外國資本進來之後,除了制度不透明外,遍地是廉價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沒有被組織起來形成議價的能力,全世界找不到一個這樣的資本家天堂。
西方學者說的人均GDP達到一定水準就會造成改變,是在貓和老鼠的關係之間,只看到對老鼠的意義。
外界只看到老鼠
當人均GDP只有三百美元時,這個國家的老鼠都是瘦小的。到了三千美元時,這些國家的老鼠都肥了一圈。對西方人來說,這樣就會有戲了,會有許多事情發生,這個理論是建立在以前曾經發生過這些故事的國家的經驗。
但他們忽略了一點,中國是一個不光有老鼠,還有一隻大肥貓的國家,在人均GDP從三百增長到三千的過程當中,這隻大肥貓成長的速度,遠遠超過那些老鼠。西方的那些學者和資本家,只看到老鼠,但事實上市場經濟養活了我們那隻巨型的紅色貓。在這隻巨型的、紅色的貓之前,所有政治學、社會學的模型都要失效的。
這就是中國模式,就是紅色政權,加上灰色市場經濟,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小檔案
朱學勤
‧出生:1952年
‧現職: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學歷:陜西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
‧經歷:文革時曾下鄉插隊、進廠做工,1992年才取得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
曾在台灣中研院、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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