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後，台灣民間遇到近年來最全面的數位轉型，食衣住行育樂都盡可能導入「數位化」、「無紙化」、「減少實體接觸」等措施。有一些措施，延續到疫情後，成為台灣生活的新常態。
例如，在疫情時為了減少實體接觸，許多餐廳、小吃店導入「QR Code 掃碼點餐」服務，相比以往紙本菜單與向店員點餐，採用「QR Code 點餐」的店家，顧客只要用手機掃描 QR Code 條碼，透過店家建置的系統完成點餐，甚至連付款都可以在手機上透過信用卡或行動支付完成。
如果店家出餐方式是顧客自行取餐的話，這種點餐方式幾乎讓客人在用餐的過程中，完全不會與餐廳員工有任何接觸。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習慣掃碼點餐的全面引入。翻開過去的新聞報導，有些人認為點餐系統介面不友善、網路收訊不好等原因。另外，對於不擅長使用科技產品的人來說，QR Code 點餐形成另一道壁壘，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而不只點餐如此，許多商店、夜市攤販都開始推動無現金支付；醫院也只接受網路掛號、越來越多計程車加入線上叫車平台，對於不熟悉科技產品的族群而已，無疑是雪上加霜。
不習慣的背後，是3層數位落差
在 1990 年代電腦科技加速發展時，「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概念也隨之浮現，核心概念在於關切資訊科技通訊的發生後，不同族群使用、接近數位產品的差距。
具體來說，數位落差有可以分成三個層次：
第一層數位落差，強調「連網與數位設備的持有」，例如上網率、固網與行動寬頻上網率、5G 使用率等等，簡單來說是屬於「有沒有使用數位設備、使用網路」的「近用性」問題。
第二層數位落差，關係到「網路使用能力與使用狀況」的問題，像是能不能使用網路應用服務，例如網路購物、訂餐、社群媒體、影音服務等等，都屬於第二層數位落差的範圍。
第三層數位落差，則是強調「因為使用網路而產生的結果差異」，屬於「數位素養」的概念。這個問題不分年齡、族群，對於每個網路使用者而言，都有可能會遇到第三層次的數位落差問題，像是對於不實資訊的判讀能力、對新聞的查證能力等等。
第一層數位落差，會是比較多人遇到、也比較棘手的問題，多半與年齡、學歷、城鄉差距有關，有些人是因為沒有使用網路設備的需求，或是對設備不熟悉，也有人因為視力、聽力不佳，不方便使用設備，導致差距的產生。
為什麼我們要在意數位落差呢？
我們試著想像一個情境：現在因為社群網站發達，政府機關、首長民代的第一手資訊或是政令宣導，幾乎都是透過社群媒體發布。而先不論「臉書治國」對於資訊傳遞的影響，許多資訊可能只會出現在社群帳號上，對於不習慣使用社群媒體的人來說，就可能錯失了第一手接受消息的機會。
而近期廣受討論的，可能是疫情期間的疫苗預約系統，由於政府優先透過網路系統預約，當時就有人發現如果有不會使用網路的民眾，又找不到人幫忙的話，會成為所謂的「孤島」。
或是在三級警戒時期，各級學校紛紛採用遠端授課，但這時候也發生，有些家庭家中沒有平板、或足夠性能的電腦設備，使得學生沒有辦法上課；或是家長自己也不擅於操作電腦系統，學生如果遇到困難時，無法即時幫助，進而導致學生的受教權無法滿足。
我們先回到媒體轉型成「廣播電視」為主的時代，1994 年，立法院在審議《廣播電視法》的時候想到，《憲法》第 11 條的表現自由，是否應該包含「廣電自由」在內？保障人民能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的機會，有沒有包括在內？大法官當時在釋字第 364 號解釋當中認為，透過廣播電視表達意見，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國家必須對電波頻率的使用，作出合理分配；關於人民「接近使用傳播媒體」的權利，也必須在兼顧傳播媒體編輯自由原則下，予以尊重，並都應該以法律制定。
這是所謂「媒體近用權」的概念，而到了數位時代發展出類似的「數位近用」（digital access），指的是每個人都可以接近、擁有和有效使用的數位資源及技術能力，這包括軟硬體、個人能力方面。但是現實上，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公平的獲得數位資源和機會，這也是導致數位落差的原因。
縮減數位落差 如何透過法律改善？
世界上許多國家，在近年來陸續透過擬訂政策、制定法律來縮減數位落差。
歐盟在 2021 年提出「2030 數位羅盤」（2030 Digital Compass）計畫，目標在 2030 年達成歐盟的數位轉型，其中像是要求超過 80% 的人口擁有基本數位知識，以及所有歐洲家庭都應該擁有 Gigabit 網路、人口密集區都應有 5G 網路覆蓋等目標，看得出政策擬定時，希望「基本數位知識」能成為所有人都擁有的基礎知識，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也必須擁有廣泛、穩定、快速的網路建設。
美國聯邦政府在 2023 年提出「數位公平法」（Digital Equity Act)，是一部涵蓋全美的消弭數位落差法案，支援各州推動數位平等計畫，讓各族群都能平等的使用網路。不過，川普政府在今年 5 月認為，這部法律是「種族主義」且「非法」的，而凍結相關資金。
當然，除了推動法案之外，面對數位服務帶來的成癮性設計、誤導性介面等等，都是未來需要面臨的課題，像是歐盟執委會正在規劃制定歐盟版的「數位公平法」（Digital Fairness Act」，就要來處理上述問題，目前正在進行公眾諮詢階段，作為 2026 年的提案參考。
而我國在《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12 條規定：「政府應配合通訊傳播委員會之規畫採必要措施，促進通訊傳播之接近使用及服務之普及。」從 2000 年代起，縮減數位落差就成為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
不過，目前的法律都還是在比較原則性的規範，並沒有法律明文規定政府應該要怎麼做，或是不能做什麼。比較類似的法律，只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政府必須針對障礙者的需求，考量到資源共享及廣泛利用現代化數位科技，來指定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典藏，提供障礙者能夠運用的數位資源。
政府在去年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當中規定，政府在推動人工智慧的研發與應用時，要提供適當教育培訓，來降低可能的數位落差。不過，這也是較為原則性的規範，還有待立法院三讀通過、主管機關制定相關配套措施，才比較明朗。
隨著科技越來越方便，數位化已經是不可逆的趨勢，要怎麼顧及那些腳步稍微慢一些、稍微脫隊的人們，幫助他們跟上隊伍，更是在數位轉型中不可忽略的事工作。
而最近幾年，隨著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興起後，又再一次衝擊整個網路生態，諸如 ChatGPT、Google Gemini 等透過聊天形式的 AI 服務，非常好入門，相較於傳統的搜尋服務，能更快的獲得想要的結果。不過，AI 目前的發展仍有相當大的限制，提供資料的可信度仍存疑。如果過度相信 AI、甚至依賴 AI，反而會容易誤信 AI 提供不盡正確的資訊，
由於取得過於便利，反而容易讓使用者忽略 AI 服務本身容易有一定的準確性問題，進而過度相信、依賴 AI。對於新工具掌握程度的不同，也可能會進一步擴大數位落差，這是在 AI 時代不能忽略的數位落差問題。（本文作者為法律白話文運動社群經理）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銀天下》立場／責任編輯：彭子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