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現場專欄|失智也能幸福自主!獲世界設計大獎的日照中心如何實踐共生?

日本知名共生社區石井家的參訪經驗,讓我們看到,台灣缺少的不是熱忱,而是缺乏具有信任的共生關係模式,行之已久的「絕對分工」長照運作模式,更難做到以人為本。

高齡友善社區-共生-日照中心-長照模式-以人為本 圖片來源:山﨑健太郎設計工作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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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日本著名共生社區千葉縣「石井家」的創辦人石井英壽先生來到台中和平部落進行深度交流,連住部落3天,跟著我們一起生活。橄欖球員出身的他外表粗獷,但具備著熱愛老人與孩子的貼心,一下子就跟部落老中青住民們打成一片,大受眾人歡迎。

要回日本前,他提及已入圍日本Good Design世界設計大獎,等待11月要頒獎的心情忐忑不安。不久就傳來好消息,石井家榮獲2023 Good Design世界設計大獎首獎「內閣總理大臣賞」,認識石井先生的部落泰雅族人歡欣鼓舞,為他開心!

已成好友的我們當時約定,今年2月換我去日本石井家叨擾。一到機場,就看見石井先生舉著自己畫的大海報歡迎我們。進到他獲獎的千葉縣「52間緣側日照中心」,眼見運用日本傳統走廊,完全木造式的建築風格,頓時有無比的親切感。

不照表操課的日照中心,老少都自在生活

一早照服員、行政人員、社工都開車出去接長輩,約10點大家準點到日照中心,中心內近九成都是失智長輩,有的看書、有的摺衣服、有的喝咖啡、有的打盹,還有三、兩位在開放廚房準備中餐,我觀察到他們切菜的流暢度,很難想像這些人是失智長者。

當然也有愛遊走的失智長輩,有的獨自繞圈、有的不斷找照服員說話,照服員索性將阿嬤背起來繞圈,阿嬤像孩子般地樂不可支。這間完全沒有照表操課的日照中心,創造了一個讓各種失智樣態與工作人員融合交織在一起的自在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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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奇,「無照表操課」的藝術境界在那裡?在石井家生活了幾天,可以感受到「共生」的魅力展現在以下生活情景:石井家鼓勵工作人員帶孩子來上班,有位兼職媽媽帶著三個小學年紀的孩子一起來上班,無需單獨的區域,孩子跟長輩就自然互動、寫作業、玩耍、做家事。

這期間,包括三餐、點心、美食的共創,喜歡做菜的長輩即使失智,也是廚房的大廚,從挑菜、洗菜、切菜到料理,依然架勢十足,不愛做菜的長輩就負責飯後的洗碗、擦乾碗盤。

有天午後,我在玄關看到一位失智長輩走出去,我突然想到他失智了,趕緊跟照服員說,照服員非常放心地跟我說:「沒關係,待會他會自己走回來。」果真,約莫10分鐘後,失智阿公走回來了。

石井家創造了如此深的生活連結:充滿信任、愛與安全感,讓無形的關係深度連結在彼此生活間,形成信任共生、牢不可破的互助網絡,令人十分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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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疑惑,如此美好的共生模式,為何在台灣不易做到?下廚做飯,共享美食,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嗎?

台灣的長照機構能不能也讓老人幸福做飯?

根據多年我在實務現場的觀察,癥結點應該是台灣常以事涉「專業」、關乎「安全」的行政管制及評鑑要求窠臼心態,並不鼓勵這樣的美好作為,即便有人想這樣行事,竟然都要偷偷做,不然評鑑會被扣分。

在石井先生推薦今西夫妻推動的Share House參訪過程中,同樣也看到失智長輩在廚房切菜下廚的幸福模樣。我好奇地問今西先生,為何讓失智長輩用刀?

今西先生說:「我們不會這樣看事情。我們會想說長輩昨晚有沒有睡好?這裡是不是讓他熟悉、有安全感的環境,而不是因為失智就不能用刀。」

但反觀台灣,評鑑制度以「安全」為由,住宿型長照機構長輩不能用刀,甚至已扭曲到不能擁有個人式指甲刀地步,兩國差異之大,也讓我為之浩歎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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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這幾年「共生」概念在台灣社會大談特談,但卻不易發展與深化,究其原因,我認為「體制的絕對分工」做法是關鍵因素。

以家庭為例,家中有阿公、阿嬤、爸爸、媽媽、孩子,雖然各有身分、角色,但大家可以細想,一個幸福家庭是不會有絕對分工的,許多事都是大家一起做。對比我在石井家看見的情景,接送長輩不是只有司機接送,社工員、照服員都會接送,若需值大夜班,願意的工作人員都會一起輪。

「絕對分工」的長照運作,讓台灣很難做到共生

去年石井先生來台灣,最後一天趕著回日本,他就是要回去輪大夜班,今年2月換我們去日本,石井先生接機帶我們到飯店後,他也是要回去輪大夜班,但其實他擔任的是個管員角色。反之在台灣,主任、個管、居督、照服員、司機、廚工、行政人員,都是「絕對分工」式的團體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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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認為,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台灣人怎麼會不熱忱?但「絕對分工」式的團隊體制結構,導致彼此各做各的事,很難一起做,時間一久就會形成各行其事,分工但不合作的結果。

為何絕對分工是現行主流?主因有二,一為長照人才培育模式,輕忽需具有照服員的現場專業的必要,我們的長照主管、個管、居督,多數不會現場照顧專業,如移位、沐浴、備餐等。

二為長照服務人員執業登記,不允許一人多工,登記什麼就做什麼,不許跨界,如物理治療師是不允許跟照服員同時進場,讓物理治療師的專業指導手把手交照服員,兩人進場時間只要有重疊一分鐘,就有一方領不到錢。如此苛刻的政策制度設計,如何能使大家有動力一起做呢?當然結果就是各做各的。

無法合作只是其中一個表面現象,更甚的是,專業分工情況會變成各專業連接環節十分脆弱,所造成的不會只是難以合作結果而已,一旦有外力就容易讓脆弱的連結處斷裂,社會安全網的球因此掉落,悲劇就從此斷裂處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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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若家庭成員的互動是絕對分工,是很難有幸福感的,但若大家一起做,自然的心連心、幸福、溫馨感會是源源不絕,家庭如此,社會國家也應當是如此。這次從石井家的參訪經驗給我有很大的啟發,一個具有信任的共生關係模式,正是台灣社會目前缺乏的運作模式之一。

因此,推動「以人為本」長照模式,無人會反對,也是產、官、學界的共同期待,但關鍵應在改善政策結構性的扼殺與限制上,此是當務之急,期待眾人能發揮眾才之智,盡速著手進行相關因應策勵作為,才能拉近台灣長照與「以人為本」目標日益斷裂距離,幸福共生長照的美好願景才不至於遙不可及。(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銀天下》立場;責任編輯:吳佳珍)

(本文作者林依瑩為伯拉罕共生照顧勞動合作社理事主席、台灣合作社照顧聯盟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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