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四七九年，中國春秋時代。
孔子的愛徒子路，爲趕回衛國，平定政變，在戰亂中身受重傷，命在垂危。個性剛猛正直的子路臨終前，憶起老師敎誨的儒者風範，雖痛苦不堪，仍堅持整肅衣冠，端坐而死。
消息傳來，時年七十三歲的孔子，痛心疾首，對他的另一個愛徒子貢喟嘆：「太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出自《史記，孔子世家》）說完，老淚縱橫。
七天後，他自己也壽盡，告別世間，葬在魯國城北泗上，弟子都守喪三年。
如果論斷一位老師的貢獻，最有效的指標是看學生的成就，則孔子堪稱古今中外最優秀的老師之一。
孔門三千弟子中，生平事蹟被後代史家認爲可名列「賢人」的，有七十二人。
絕對的數字也許不驚人，但是如果從相對觀點來看，在兩千五百年前的中國，孔子卻是極有影響力旳一代宗師。
當時魯國全國人口不過數百萬人，其中，文盲又佔了多數，而孔子一人就有三千弟子。並且最出名的一、二十人，分別在言語、文學、德行、政治，四大領域有突出成就的，例如子路、子貢、顏回、冉求、仲弓、宰予、子張、子夏等，都是一時的菁英。
因此，每次孔子周遊列國，駐足、行經處，總是令春秋的諸侯、列強戒慎畏懼。
但孔子爲什麼能對學生產生這樣大的影響力？爲什麼會被尊為「至聖先師」，影響力迄今不絕？
放在今天台灣敎育改革的時空脈絡中來看，孔子最值得學習的地方，是以學生爲中心，幫助學生認識自己，開發每個學生的生命能量，讓他們在春秋亂世，仍能把握機會自我實現。
而這和敎育部所揭櫫的「國敎十大基本能力」第一項──了解自我、發展潛能不謀而合。
除了幫助學生認識自己外，孔子也善於扣緊每個時機，因材施敎，對不同的學生，同樣的問題，卻有不同的答案。因爲他重視的是隨機開示，希望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體驗。
孔子的敎學策略，事實上暗合現代西方最進步的敎育理論：「人本精神」的價值，和「以學生中心」的敎學策略。
孔子的敎法，終極目的是希望培養每一個學生獨立思考、判斷的精神。
獨立思考的紀錄，貫穿整本《論語》，孔門師生雋永的對話錄，「不憤不啓，不俳不發」的究辯過程，散發的不僅是知識分子知性對話的光彩和魅力，更是兩千五百年來，中國人心目中啓發、辯證式敎學法的典型。
學生的資質殊異，孔子就針對個別差異，適時給予針砭。
例如，他要求冉求在進德修業方面，要有企圖心，不可劃地自限。
又如，針對子路──弟子中最是性情中人的一位，他就當頭棒喝，阻止他發揮「暴虎馮河，死而無悔」的個性。孔子並且告誡子路，應該「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把各方面都考慮周詳，才算是領導人的基本修養。
三種「仁」給三種人
事實上，獨立思考的習慣，是孔子一再於學生面前演練的學習過程。最知名的例證，是對他自己的終極價值──「仁」的闡釋。
在《論語．顏淵篇》，顔淵、仲弓、司馬牛分別問孔子「仁」的定義。孔子給了三個完全不同的答案。
孔子首先考慮到的，是三個弟子資質不同，可以認知和實踐的方向也不同。
其次，他知道客觀世界的限制，對讀書人的理想，也有不一而足的限制。他認爲「仁」固然是儒者最高的生命理想，但要說出確切定義，必須先考慮，在不同時空脈絡下，道理出現的形式也不同。
所以顏淵的仁是「克己復禮」，仲弓的仁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的仁是「仁者，其言也訒」（仁心者，不隨便說話）。所以，「仁」的終極價值的理論和實踐之間，也是一種辯證的關係。
除了因材施敎外，孔子用的其實就是針對個人疑難的「價值澄清法」。
君子儒VS.小人儒
因爲，以獨立思考來辨析「仁」的理論，已經如此困難；而從理論到實踐之間，距離更遙遠。他畢生鼓吹的：知識分子應盡力實踐「仁」的信仰，三千弟子中，也只有顏回達到他的理想標準。道理雖然只有一個，詮釋的方式和語言，卻有無窮多。這時，就需要學生有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思考和實踐方式。
爲了實踐獨立思考的敎育目標，他希望他的學生除了才、德、學三者兼備外，還要有眞正的社會體驗。
例如，孔子主張，讀書人第一要務就是培養「德行」。但他談的德行，總是能掌握人性所處的、複雜的時空脈絡。對於子張問：「怎樣才算眞正的善人？」孔子只說，人性非常複雜和弔詭，最好的一個判斷原則是：凡是僞善而好名，希望成爲別人崇敬榜樣的，就有問題。
又如，他要求子夏要做君子儒，不要當小人儒。而什麼是君子儒？小人儒？孔子認爲，書讀得好、學理也講得好，但除了讀書外，把天下國家交給他，就會出大問題者，就是所謂小人儒、書呆子；反觀君子儒則深通世故，人情練達。
孔子以身作則，是個典型的君子儒，例子散見《論語》各篇中。當我們讀到〈八佾篇〉：「子入太廟，每事問。」我們看到一個重禮儀、言行合度的士大夫，即使位居廟堂，仍然誠懇向專家學習的精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更說明了孔子定位自己是一個謹守專業倫理的知識分子。〈述而篇〉：「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則說明了他的同理心，和對養生送死的禮節的重視。
孔子的獨立思考和練達人情，建立在博學的基礎上。他承認自己不是那種「生而知之者」，只是一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讀書人而已。而且他又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也就是，他的道德操守別人可以媲美；他的好學精神，則少有人可以和他競爭。
林語堂就認爲，孔子之所以如此受人仰望，並不見得是因爲他是當時最偉大的智者，而是由於他是當時最淵博的學者。
歷史訓練孔子獨立思辨的能力，使他堅信歷史的價值。而這也是他能吸引三千弟子的主因。
因爲長期以來不斷地讀書、從政、思考、判斷，他深知，善惡的二元對立，是太天眞而不負責任的說法。
但是學生質問：是非善惡眞的是相對的嗎？世間沒有眞理嗎？往往遇到這種太大的哲學、邏輯辯證的問題，就需要學生自己的獨立思考判斷能力。孔子往往只像敎練般，不斷設定情境、原則，爲學生指點出邏輯思考的原理原則，而不直接給答案。
此外，因爲思考成爲習慣，而且有深度，使得孔門定義的德行，都不是僵化的，而是多元活潑的。
因爲，對孔門師生這群肯思考、常思考的人，人世間的道德，不外人情。例如，孔子對子貢說：「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說明孔子定義的「禮」，是一種社會建構出來的世間社會關係，也決定了中國人的情意、理智等價值領域。所以，這時道德是相對的。
但是要獲得這種融通的智慧，必須博學多聞。孔子最愛的敎材，莫過於「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的《詩經》。
他努力整理《詩經》三百篇，又督促兒子鯉必讀《詩經》，甚至在《論語》中還對弟子提起《詩經》的首篇「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見〈八佾篇〉）。把「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首千年來流傳久遠的情詩，賦予這樣高的評價，也正說明了他是人情練達的智者。
這樣的多面向的圓融風範，難怪吸引三千弟子。孔門最膾炙人口的一段故事，是孔子要弟子「盍各言爾志」， 引來子路、冉求夸夸侈談壯志，想不到「望之儼然」的夫子，最讚賞的竟然是曾點的春日輕鬆、曼妙出遊經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見《論語．先進篇》）
均衡的讀書人
在孔子長期的自我敎育過程中，好學和思考，使他成爲偉大的學人，他也希望學生學會他的求學祕訣，多讀、多問、多思考。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種出身微賤的自我敎育過程中，他發現人性的豐富多樣，因此他認爲，人生原本就無須道貌岸然。他認爲最理想的氣質是「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後天的文化薰陶和人性原有的敦厚、原始的樸素氣質，都要互相均衡，才是一個理想的讀書人的典型。
從敎學經驗和反覆辯證的過程中，孔子肯定的敎育內容，更是符合現代化敎育理念所強調、德智體群美兼具的多元智慧。《論語述而篇》所提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或是〈泰伯篇〉所說的「興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都一再提到樂、藝。依照宋儒朱熹考證，「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可以說包含了現代敎育機構所有的分科敎育內容。
也因此，孔門弟子大都多才多藝，德行的顏回、閔子騫，文學的子張、子夏，政治的冉求、子路、子貢，言語的宰予等等。
總歸一句話，孔子雖有顧及現實限制的種種敎學策略，但是身爲老師，孔子的終極敎育理想還是全人敎育。他曾回答子路，他心目中的「全人」，是要「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再用禮樂加以敎育，「亦可以爲成人矣！」
創造的少數
雖然孔門的「全人」必須達到四個標準：智慧、清廉、勇敢和才藝，但是「孔、孟，以至於漢代劉向關於『士』的界說，都只能當作『理想典型』（ideal type）來看待，眞正能合乎這種標準的士終屬少數，」普林斯頓大學敎授余英時指出。
余英時分析，這些少數的「士」無疑在當時的歷史潮流中是處於主導地位的，他們正是英國大史學家湯恩比所謂的「創造的少數」（creative minority）。
回顧歷史，孔門七十二賢人，幾乎都是改變歷史的「創造的少數」。
偉大的敎育家，可以改變世界。春秋亂世，逼走了一位在政壇有理想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卻藉著敎育，培養許多領導人才，完成了他更大範圍的救世計劃。這也是兩千五百年來，孔子在全球華人文化圈，仍是最受敬重、膜拜的「至聖先師」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