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的新年過後不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與探索頻道(Discovery Times Channel)的工作人員一同前往印度,探索這個搶走美國人飯碗的遙遠國度。
行程中,安排了一場高爾夫球敘,地點是一座位於印度的矽谷--邦加洛(Bangalore)的高爾夫球場。印度的奇遇
正當佛里曼站上第一洞發球區準備發球時,他的印度球友突然對他說,「只要瞄準那個IBM或微軟就可以了。」這位球友所指的,是遠方兩棟閃閃發亮的玻璃帷幕大樓,也就是IBM與微軟的印度總部。
「以前從來沒有人像這樣指導我打球,」佛里曼回憶。在IBM及微軟旁,是興建中的高盛大樓。惠普及德州儀器則在第九洞後面。
還不僅僅是這些而已。一位桿弟頭上戴著3M的帽子,街上一些交通號誌是德州儀器贊助的。必勝客的大型看板上,令人垂涎欲滴的披薩,讓每一個經過的路人食指大動。
對佛里曼來說,他很清楚身處的地方不是美國,但好像也不太像是印象中的印度。
經過六十小時的採訪,他驚訝地發覺,每一位受訪的印度大老闆,都想要在邦加洛替他寫電腦程式、替他報稅、替他尋找遺失的行李、替他製作卡通、甚至檢視他的X光片。
五百多年前,哥倫布為了尋找前往印度的新航線,意外地發現了新大陸,也意外發現地球是圓的。不過,哥倫布到了美洲後,還以為他已抵達印度。
佛里曼確實到了印度,但他卻覺得自己還在美國。因為他所接觸的,就和在家鄉遇到的人沒什麼兩樣。許多人有美國名字,電話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員操著標準的美式英語,很多公司也採用美國管理模式。
哥倫布回到西班牙後,向國王報告,他發現地球是圓的。
經過在印度的奇遇,佛里曼恍然大悟,一件不得了的事已經發生了,他必須把這個故事寫成一本書。回到家中,佛里曼向老婆報告,「親愛的,我發現世界是平的。」
對於佛里曼來說,世界是平的,到底是什麼意思?(《天下雜誌》三二八期封面故事率先報導)
佛里曼認為,一九九○年代晚期,有一連串創新的科技與政治事件結合在一起,夷平了全球經濟的遊戲場。這些包括了柏林圍牆倒塌、網際網路的興起、視窗作業系統的普及與光纖網路的發明等。
這些創新與事件結合在一起,使全球化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創造了一個可以讓更多人合作、競爭、分享知識與工作的舞台。
這個現象最重要的重點,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不論公司或個人身處何方,都可以利用最新的科技,得到他們所想要的資訊。
換句話說,不論是在美國或印度,台灣或中國,大家競爭的基礎已經不再有差別了。從中東問題到探索全球化
今年五十二歲的佛里曼,在英國牛津大學取得中東研究的碩士學位之後,在一九八一年加入《紐約時報》。
在《紐約時報》初期,佛里曼在戰火連綿的中東,擔任特派員長達十年的時間。回國後,擔任過經濟及白宮特派員,並於一九九五年成為《紐約時報》的外交事務專欄作家。
佛里曼曾在一九八三及一九八八年,兩度以中東報導,獲得普立茲獎的殊榮。二○○二年,他以有關恐怖主義的評論,第三度獲得普立茲獎。
佛里曼最令人稱道的地方,就是他「譬喻」的功力。佛里曼喜歡將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運用類似廣告及製造政治口號的方式,簡單、有趣,像說故事一樣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他的第一本書,《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細細剖析了中東問題的根源--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他將中東外交比喻成「接觸運動」(contact sport),認為必須要像買菜一樣,不斷地討價還價,才會有結果。
然而,長年在中東打滾,使佛里曼對這個充滿衝突的世界,產生了倦怠感。「我已經對花時間和一群彼此互相仇恨的人們打交道,感到疲倦,」佛里曼在向《Fortune》解釋為什麼轉換跑道時指出。
轉移目標後,《了解全球化:凌志汽車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Olive Tree),成為佛里曼首次探討全球化的作品。
這本書的靈感,來自於佛里曼一九九二年一次前往日本參訪Lexus汽車製造廠的旅程。
在參觀完由機器人主導的高科技生產線後,佛里曼搭乘舒適便捷的新幹線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火車上,他一邊大啖美味的壽司,一邊閱讀報上一篇關於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的報導。突然,他的腦中閃過一幅景象:世界的這邊,人們正享受著駕馭Lexus的快感。世界的另一邊,卻有人為了誰該擁有哪一棵橄欖樹,而打得不可開交。
佛里曼用Lexus與橄欖樹的故事,來闡述他這本書的中心思想:全球化(Lexus)是後冷戰時期,全球運作的最高指導原則。但仍然有許多國家與個人,只在乎傳統的事務(橄欖樹),並以此來抵抗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進入全新階段
佛里曼在接受亞馬遜網路書店編輯的訪談中進一步解釋,過去對全球化的想像,是歐美國家將全球化的浪潮,「推」向開發中國家。今天卻是網路通訊科技,不斷地將每個國家及個人「拉」進一個被抹平的世界中。
從中東到美國,再到歐洲與亞洲。這位力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專欄作家,以一本《世界是平的》,再次刮起一陣佛里曼旋風。
從大學生到比爾.蓋茲,從州長到國會議員,人手一本《世界是平的》。而佛里曼就像是一位好萊塢巨星,在大大小小的社交、演講場合之間趕通告。
根據《Fortune》的估計,佛里曼的出場費,已高達一場五萬五千美元。
雖然有人批評佛里曼水漲船高的人氣,是因為他把企業大老闆們捧成後冷戰時代世界的主角。但與佛里曼熟識的印度軟體科技巨擘Infosys執行長勒卡尼(Nandan Nilekani),在接受《Fortune》採訪時指出,「在商業世界中的企業家,是一個可以將最新、最好的創意迅速投入市場的人。佛里曼就是一個知識界中的企業家。」美國不如日、台、韓
受歡迎之餘,佛里曼也擔心美國在這個全新的全球化時代,是否有一個樂觀的未來。
佛里曼在最近的一篇專欄中提到,財富與生產力會跑到那些最能把各種人才與資源串聯在一起的地方。但是,目前美國的寬頻網路普及率,只排到全球第十六名。
在美國有一個家喻戶曉的手機電視廣告。片中的主角走遍美國的大街小巷。每到了一個地方,他就會拿起手機說,「Can you hear me now?」(你可以聽到我的聲音嗎?)用此來彰顯這家電信公司的收訊有多好。
諷刺的是,若這位手機先生走進號稱世界首都的紐約地鐵車站時,那一句話可能就說不出口了。因為在紐約的地鐵車站中,手機是收不到訊號的。
佛里曼批評,扁平世界的形成,就是因為網路通訊科技的普及。美國在這一方面,遠不如日本、台灣與南韓。
佛里曼因此開玩笑地說,他若競選下屆美國總統,將只有一項政策支票。那就是讓所有美國人,不管走到哪裡,都能使用手機及網路。而他的競選口號也將只有一個,那就是「Can you hear me now?」
除此之外,要維持網路通訊科技的領先,需要大量優秀的數學、科學及工程人才。但在這方面,美國已開始出現人才短缺的隱憂。
媒體上已不只一次報導,美國的大學裡,主修數學、科學、或是工程的學生正逐年減少。尤其是研究所,近年來大部份的博士學位都是頒給外國學生。而美國中、小學生的數學能力不如亞洲學生,更已是長久以來的問題。
佛里曼提醒所有美國人,數學與科學是創新與力量的關鍵。那些正在搶食美國小孩午餐的人(亞洲學生),並沒有因安於現狀而稍有停頓。他並強調,別人已不是在想辦法追上美國,而是已快要超越美國了。
那麼,美國政府有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並採取行動呢?
在佛里曼看來,目前的布希政府不僅是反應遲鈍,甚至根本沒有察覺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
自從千禧年網路泡沫破裂後,鎂光燈焦點就從網路身上移開。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更將目光集中在中東問題上。重回「史波尼克時刻」
佛里曼也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社會中,為了目標而共同奮鬥的精神已逐漸褪色了。
一九六○年代初期,美國社會受到蘇聯發射衛星「史波尼克」(Sputnik)成功的衝擊。在甘迺迪總統領導下,為了在太空競賽中戰勝蘇聯而共同努力。現在的美國,最需要的就是那一個「史波尼克時刻」。
不久前,佛里曼在一個脫口秀節目上,解釋美國現在最缺乏什麼時,向主持人反問了一個問題,「你上次遇見一個長大想要當太空人的小孩是什麼時候?」美國現在最缺乏的,就是找不到一個大家共同的願景。
那佛里曼在批評之餘,有沒有提供一些解決方案呢?
亞馬遜網路書店的書評認為,《世界是平的》這本書的目的,不是在講未來的趨勢,而是提醒大家目前正在發生的事。因此,世界將不會變成平的,因為世界已是平的。
書評也同時指出,佛里曼所強調的網路通訊科技,已不是新聞了。但他所要告訴大家的是,當人們對這些現象都不再感到新鮮的時候,就是這個現象開始加速發展的時候。假如你不趕緊跟上,就會被大潮流所淹沒。
對佛里曼來說,那個「史波尼克時刻」,就是發現世界是平的。如果美國想要在扁平的世界中,繼續維持世界第一強權,就必須將那些造成扁平世界的關鍵因素,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而這就是所有美國人應該要共同努力的目標。
至於自己將如何教導兩位女兒,面對這個被抹平的世界?佛里曼說,「過去我的父母常對我說,要把面前的食物吃乾淨,因為有許多在中國及印度的小孩,正因為沒有食物吃而餓肚子。」
但今天佛里曼對兩個女孩說,「趕緊完成你們的家庭作業,因為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及印度人,正虎視眈眈地盯著你們的工作機會。」
天下新聞室精選最具時效性、最重要的深度內容,每週五發送
精選當週熱文,週五寄送
請查看您的信箱,我們將寄送驗證信給您,確保未來信件會送到您的信箱